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

在这里我可以另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叫子，说那个人犯规，那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在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的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减）

材料二：

“无讼社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成都市中院提出的诉源治理。随着诉讼官司的日益激增，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堵”在法院，既占用了宝贵的政法资源，又耗时耗力耗钱，老百姓即便赢了官司，往往也会输了人情，影响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法院判决的局限性、调解的僵化性和事后性越来越凸显，现有矛盾未必彻底解决，有的甚至埋下隐患酿成大案。

2016年8月，大邑法院开始探索将“无讼社区”的理念融入城乡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并逐步在全县城乡社区建立和推广“1+N”数字综合调解平台体系。平台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调解社会矛盾为突破点，高标准打造“无讼空间”，建立了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公安调解和司法调解等社区调解的常设机构。针对不能调解和不愿调解的案件，引导当事人通过“1+N”综合调解平台进入“诉调对接”的法律程序，并在大邑县法院、各分支法庭和各乡镇街道社区设立“诉调对接”的三级网络平台。

以村规民约激发社区居民主体意识，强化社区自治按照“易懂、易记、易行”原则，将法律知识文明、乡风无讼理念等融入村规民约。大邑县首先在广泛民意基础上制定了《无讼公约》，其次按照民主决策议事程序，商议讨论形成村规民约。《无讼公约》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村民办事标准和行为规范，使大量纠纷在基层群众自治中得以化解，通过依法选举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使社区自治组织得以修复、完善和壮大，并发挥应有功能，助推社区居民将自我管理和服务、自我约束和发展的自治精神落到实处。

“无讼社区”的建设，重新检视和吸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无讼”的积极因子，通过倡导“和为贵”理念，针对较多出现的离婚和抚养等民事纠纷，财产和债务等商事纠纷，本着自愿的原则，人民调解积极介入，再运用“诉调对接”方式，由法院出具法律文书，对调解结果予以最终司法确认，大大增加了调解的权威性，从而达到息争止讼目的。

（摘编自包路芳《费孝通的“无讼”思想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有删减）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与小农经济的产物，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其文化生产的方式基本上是个体的、手工的、作坊式的，传承的方式多为师徒式或家族式的代际传承，因此，称不上独立的文化产业。而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工业化、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被起用，特别是数字技术及新媒体出现之后，不仅文化的生产方式、储存方式、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的传承方式、传播方式、体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种现实语境下，如何借助科技的力量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抢救、保存、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对于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在内的物质文化遗产，除了采取建博物馆和原地保护的方式，还可利用三维立体扫描技术建设数字博物馆。同时，高仿、复制、修复、修补、温控、保湿等技术的不断提高也使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上一个新台阶。而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是以人为载体的活态文化，传承的链条非常脆弱。随着一批又一批老艺人的去世，一些具有特殊技艺的文化门类也随之消亡。而利用现代数字影像技术对民间老艺人进行全程拍摄记录，对民间戏曲、音乐、舞蹈、口头传说等进行影像记录，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存，也有利于后人观摩学习，这方面的工作尤其值得重视。

利用大众传媒传承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传统文化资源不该排斥大众传媒，借由传媒的整合和推广，传统文化不仅能够获得第二次生命，还能铸就为大众所熟知的传媒品牌。仅以近些年的电视荧屏为例，就有《百家讲坛》《舌尖上的中国》《唐宫夜宴》《中国记忆》等家喻户晓的节目品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浩瀚的大海，现在挖掘开发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能将庞大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意打造成知名的传媒品牌，其社会效益将不可限量。

利用现代科技创造新的文化体验方式，丰富传统文化的呈现与接受方式。传统文化产业在今天之所以缺少吸引力就在于文化的呈现方式与体验方式过于单一，互动性差，缺少趣味和韵味，激不起人们的欣赏兴趣。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利用科技手段，让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广泛参与，人与文化双向互动，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河南卫视七夕节目《龙门金刚》以河南本土文化为依托，运用大量的科技元素，使本来端坐于石窟中的佛像活了起来。节目最终具有了超越传统、融合现代的魅力，传统文化的创新，给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汪振军《用科技助推传统文化转型》）

材料二：

①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存在着契合性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和挑战。

②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受到了以开放性为特点的现代科技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为条件。这种在特定条件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特点。现代科技与工业经济和市场条件相适应，打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有着强烈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对仍然保留着一定封闭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带来了一次新的冲击，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和容纳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扬光大。

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中心原则受到了现代科技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原则的冲击。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儒学的核心是“仁”，由此形成了浓重的伦理中心原则。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中国传统文化突出了人性和人生问题，侧重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行为规范等宗法伦理问题。现代科技侧重于研究人对自然认识和对自然界的改造与利用，与现代科技相适应的物质利益原则占了主导的地位。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中心原则就受到了物质利益原则的冲击。

④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其影响和应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引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给传统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社会进入信息化后，先进通信网络的形成使传统大众传媒走向没落，大众传媒原来拥有的道德传播、控制社会舆论的作用大大减弱，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等受到多种渠道信息源的影响而日益多元化。另外，通信网络的发展，电话的普及减少了人们直接接触交流的机会，影响到对人们发展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也会加深人的孤独感。

⑤培育和树立现代科技蕴含的高尚科学精神，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现代科学技术本身不仅蕴含着世界观价值、方法论准则和伦理学规范，而且蕴含着体现现代科学技术本质的科学精神。同时文化模式是从总体上和规律上解决文化发展的目标选择和结构特征问题。选准正确的文化模式，才能使我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避免失误，少走弯路，制定出科学的对策。

（刘金鸽《现代科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

3 . 阅读下面的杂文，完成下面小题。

论睁了眼看

鲁迅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竞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

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化数字化，即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依托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处理等信息技术进行存贮、创作、生产、传播、交易和消费等，是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基于文化数字化提出的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我们擘画了民族文化全景呈现、全民共享和优秀成果享誉世界的美好愿景，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夯实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可以有效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我国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国家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数字化是不可绕过的有效路径，这也是在文化领域和文化建设上能够抓住信息革命的一次重要机遇。

文化数字化战略中的“数据超市”“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等关键词是实现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提高文化生产力的要害。信息文明条件下，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化环节中，文化数字化是一条便捷的有效路径，是文化艺术生产力快速提高的必然之举，这一点已为国际经验所证实。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我们应该名正言顺地甚至大张旗鼓地提出文化是生产力、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口号。事实上，有了现代化逻辑骨架的文化是真正的生产力，有着现代文明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文化才是生产力的思想观点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经济学、创意经济学、文化产业经济学才是自在自为的完善的现代学科概念，才能真正为文化自信夯实经济基础、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思想的支撑。

文化数字化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革新和技术应用，还要“由器而道”、以技促道，诉求一种新思维和原初视野。也就是说，文化数字化不仅在于使文化发展强身健体、形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健壮骨骼，更在于推动契合时代特点的文化观念创新和文化形态的整体跃升。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推动当代文化创新的激发器和策源地，它涵盖了中华文化数据库、国家文化专网、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等领域，意在供给侧发力，激活各类文化资源且贯通各部门各行业，贯穿文化建设全过程。同时还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打通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从而构建起一套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大数据体系，在文化体系重塑中新被旧所融、旧因新而活，实现彼此所蕴含价值的极大化、“再发现”乃至聚合效应，以文化活力的激发和文化创新意识的增强形成建设文化强国的坚实力量。可见，在文化数字化所形成的原初视野中，文化数据因关联而焕发出整体性的文化力量，从根本上提高了文化生产力水平，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建设文化强国赋能。

（摘编自范玉刚《以“文化数字化战略”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材料二：

数字网络下的远程合作，使人们得以互相沟通连接，不同的声音得以释放和传播，数字文化需求更加多元多样。加快文化数字化发展，就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海量数据，其中包括文化产品供给端和消费端的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文化消费市场的消费趋势，将极大增强供给端的生产指向性。对供给端来说，洞悉消费者文化产品需求的精准度，根据数据进行小规模、个性化、智能型、订单式的生产，再利用消费数据对供给进行调整，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化产品的价值，并确保文化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受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交通条件、社会分工等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存在差异，这导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存在较大差别。一直以来，因地理区隔造成文化需求的不均衡现象较为显著。进入数字时代，数字鸿沟又近一步增加了既有差距。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当前应积极以数字化手段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使高品质文化资源通过新型数字文化消费渠道与人们的精神需求对接。比如，推进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升级，探索公益电影多样化供给方式，加快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加强面向困难群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等。

文化消费是人们建构自我身份和获得社会认同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当前，越来越多富含中国文化元素的本土产品在文化消费市场中的需求逐步攀升，更多人愿意为本土化的品牌和内容付费。为了进一步发挥文化消费在增强认同、凝聚人心等方面的带动作用，要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固和传播效力，为内容创造者提供丰富的素材宝库和多样的灵感源泉，增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摘编自魏鹏举、魏西笑《文化数字化带动文化消费转型升级》）

“数字故宫”小程序受到追捧。书画爱好者通过故宫发布的“故宫名画记”，能看到超高清的清明上河图的细节：建筑爱好者通过“全景故宫”，可以走进虚拟场景，一个人尽情游览所有建筑……不管是游故宫、逛建筑，还是赏文物、看展览，“数字故宫”小程序都可以“一站式”满足用户需求，让更多国宝“飞入寻常百姓家”，随时随地畅享精彩数字文旅体验。

5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央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让文物修复师这个有点冷门的职业突然成为大家推崇的对象。儒雅睿智的钟表修复师王津喜提“故宫男神”称号，吸引越来越多的网友想去故宫拜师学艺。

2020年8月30日，国家级非遗项目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王津在成都参加活动，分享故宫修钟表的那些事。当他展出一小段宫廷钟表修复完成之后的视频，清脆悦耳的报时声音，潺潺流水的仿真造型，让全场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向大国工匠致敬。

古钟表是西洋舶来品，明代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钟表带入中国宫廷，到了清代，皇宫里设立做钟处，康熙皇帝还从国内外召集优秀的工匠制作、修复钟表。到现代，古代钟表修复技艺是清宫唯一一项流传且未间断的传统工艺。

1977年，王津来到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钟表修复与保护工作。站在第二代钟表修复师徐芳洲先生的工作台前，摸索着使用对方留下的工具，王津静下心来，对抗时间在钟表上留下的痕迹，成为一个“修复时间”的“魔法师”。

择一事，“钟”一生。王津在多个演讲中这样概括自己的职业生涯。工艺繁复的钟表，钟爱一生的职业，同时，用坚持、匠心和技艺与时光抗衡。用43年的岁月，坚持做一件事——修复钟表，传承技艺。王津的工作是与时间为友，静下心后，慢慢就不觉得枯燥了。“透过文物，你可以看见前人的匠心精神，也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兴衰更迭。”王津说。

故宫盛产“网红”，前有“网红院长”单霁翔，后有“故宫男神”王津。谈及走红网络收割大批铁粉，王津笑言“我是‘被网红’”。

从事钟表修复工作39年之后，2017年，因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儒雅睿智的王津突然变成“网红”，不仅出门经常会被人认出，还收到了录制综艺的邀约。不过，王津对自己的“走红”非常淡然：“谢谢大家的喜爱，故宫的文物比我更加吸引人，吸引大家的是我手里的钟表，那是几代人修复的成果。”

43年来，王津修复的各类文物钟表多达300多件，其中馆藏钟表一级文物数十件。在王津看来，钟表修复比较枯燥，要想修好一件馆藏古钟，耗时少则两个月，多则一年，只有真正喜爱这项事业的人，才可能耐得住寂寞。“首先要热爱这份工作，其次就是要心细。”

“我们特别想做得精益求精，把文物恢复到最好的状态，清理到最干净，让它延年益寿，再过200年还能看到它。”这是王津对自己的职业要求，打碎的齿轮要一点点组装，锈住的零件要用煤油一点点浸泡，把每一道工序、每一次修复都做到极致，让时光留下痕迹的钟表重新绽放光彩。王津和他的徒弟们用时光对抗时光，用极致、坚守致敬前辈的工匠精神。

英雄关羽还有败走麦城的时候，修复大师是否有修复不成功、很挫败的经历呢？王津回答“目前还没有”，隔着屏幕都能想象到他自信的微笑。著名编剧、策划人、影评人史航形容王津看着钟表跳动时的笑容：那是一个人看着丰收稻田的喜悦。

（摘编自曾洁《故宫男神王津：“修复时间”的“魔法师”》）

材料二：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这些年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力，不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从“嫦娥”奔月到“祝融”探火，从“北斗”组网到“奋斗者”深潜，从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凤凰展翅这些科技成就、大国重器、超级工程，离不开大国工匠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实干，刻印着能工巧匠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身影。从焊接大师艾爱国到精密加工大师刘湘宾，从无线通信射频电路设计大师张路明到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一位位高技能人才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共同培育形成的工匠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制造业，不论是工业经济还是数字经济，高技能人才始终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力量，他们身上蕴藏的工匠精神始终是创新创业的重要精神源泉。实践充分证明，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大力弘扬工匠精神，需要褒扬工匠情怀，厚植工匠文化，引领劳动者在本行业和本领域担大任，干大事，成大器，立大功。“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专注，“干一行钻一行”的精益求精，“偏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千万锤成一器”的卓越追求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以勤学长知识，以苦练精技术，以创新求突破，努力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摘编自《人民日报》《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材料三：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节选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追求卓越”“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一个词可以与“工匠精神”匹配——匠心。“匠心”意思是精巧的心思，技艺上的创造性。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唐人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说：“文不按古，匠心独妙。”这就是创新。

“匠人”有了初心，不断提升技艺，就有了“匠心”。这就是创新，就是总理说的“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能够“匠心独运”了，“匠人”就开始成长为“巨匠”。“匠人”成为“巨匠”的过程，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下苦功追求卓越的过程；“匠人”成为“巨匠”的那一刻，也就是吉姆·柯林斯说的，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

所以，从现实来说，工匠精神不是让大家只做一个工匠，而是在工作中提升自我，在工艺、技术、创新、生产和品质等方面完善自己，做大做强。同样，在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要提升竞争力，赶超国际差距。

（节选自迟宇宙《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材料二：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

一位作家说过，能将胡辣汤做得顾客盈门、生意红火，和能让火箭上天没有本质的区别。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分殊。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稳健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枯灯一刻刀，一把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边疆。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高树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历史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4月30日，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三：

从电影的制作规模来说，《长津湖》绝对称得上“史诗级”的，单就剧本来说，军事专家兰晓龙打磨了整整五年，初稿多达13万字，在导演的建议下反复修改删减到了6万字。为了拍好这部“纪念碑”一样的电影，军事专家和历史顾问在拍摄过程中全程坐镇。从筹备到拍摄，整个剧组用了两年多的时间，7万多名群众演员参与了拍摄过程，还特别邀请了退役老兵。志愿军身上的棉服、胸章、绑腿全都一比一还原，枪、炮、子弹甚至连“坦克”都是剧组在国防部的帮助下造出来的，能开能走，外形一模一样，耗资巨大却仍然摆脱不了因为戏份被炸毁的命运。就连《长津湖》中出现的每一次行军和战争场面，都是由导演、编剧还有军事专家一起精心设计的，绝对让人挑不出错来。

看过《长津湖》的观众反馈，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下足了功夫，使这部战争片看起来有血有肉。每位主演进组之后都要和导演、编剧一起写角色的人物小传，不把人物的性格琢磨透，谁都别想开机！对此，导演陈凯歌说：“战争电影倘若不能塑造出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人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在不知道为何而战、与谁作战的情况下，创作者和观众都是没有情感寄托的。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物，战争场面拍得再多，观众可能都不太在意。只有当观众觉得电影中的人物值得追随，战争电影才有了意义。”这部电影是为了中国人那份伟大的精神而拍摄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保护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诗经》将民间歌谣与正声雅乐、宗庙祭祀舞曲歌词汇集传世就是例证。历朝历代文人笔下对市井民生业态、百工技艺等的记载也有大量文献，而且对我们今天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描述的物象情状和价值，亦有深刻揭示。像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中讲“口头文学”的价值：“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清人徐沁在《名画录序》里也说：“琴弈之有谱，而卒莫能发其閟者何也？盖琴之妙，在于抚弦弮指之间，及鼓罢而音亡，了无可传矣。况求弈于推枰敛子之后，是何异于醒而说梦乎？”抚琴、弈棋无形的技艺及依托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前人的认知，对我们今天的非遗保护仍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今天大家对它的概念已越来越清晰，但也仍常见一些人仅把物质的、可见的呈现形态当作非遗项目的全部。比如我们常看到的广告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酒”等此类的表述。这样的说法往往会使我们忽视了非遗的实质内涵。实际上，酒的酿造技艺及技艺的文化蕴涵才是非遗的核心。而这样的现象，非遗保护要坚持科学保护的原则，今天仍然需要从它的基本概念、呈现形态、传承规律、保护原则与方式以及怎样认知非遗的价值、保护的意义等方面来正确认知非遗与非遗保护。

非遗与非遗传承人不可分离，非遗传承人保护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尊重传承人的传承（包括继承、延续、再创造），尊重传承人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非遗保护也是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我们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讲的它的共性价值，而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的传承人、社区、群体基于该项目而产生的个体的情感记忆和精神依归，更是具有个性和独特性的。这种蕴含人类智慧和精神血脉的文化情感记忆，它基于个体感受的独特价值更应尊重。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非遗保护中真正尊重非遗项目的持有者（传承人、社区、群体），包括他们对非遗保护和管理范畴的话语权。有了这样一个原则，非遗保护才可能健康、持续。

非遗保护为文化创新提供宝贵资源，也是非遗保护的初心之一。文化产业要借助非遗资源大力发展，充分开发利用非遗资源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但非遗资源的产业利用，首先是要本真性地把非遗保护下来。不能以文化创意开发代替非遗保护，文化创意产业不属于非遗保护的范畴，不能以文化创意发展作为非遗传承的路径，要防止创意性的变异。否则，我们可能会以保护的名义加速失去我们本应珍视和保护的东西。同时，应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非遗，这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珍视和认知它，但传承本身是生活存在，不是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就表现在它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王文章《非遗保护实践进程中理论思考的记录》）

材料二：

学术是具有使命的。对于非遗学，使命二字尤为重要。它不仅在学者身上，还在学术本身。这也是由遗产的本质决定的。遗产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我们既要好好享用它，还要把它完好地交给后人，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很容易变异和丢失，这个使命理所当然就落在非遗学中了。民俗学没有这个使命。民俗学的使命是记录民众生活和建构民间文化，再往深处是探寻和呈现一个民族的民族性。

民俗学注重民俗事象的过去，非遗学注重非遗活生生的现在。民俗学把民间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在民俗学者眼中，民间文化是相对静止的、稳定的、很少变化的。非遗学者把非遗作为一种文化生命；在非遗学者眼中，非遗是活态的、动态的、应用的，而非遗学则要通过对现存的非遗的研究，来探索它们通往明天的合理的道路。

就像医学是为了守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一样，非遗学是为了非遗生命的存续、文化命脉的延续。学科的使命决定了学科的特征。于是，非遗学的使命首先决定了它的工具性。非遗学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它既是一种纯学术；又是一种工具理论，为非遗构建知识，因而与当下的非遗的保护实践息息相通和紧密相关。

为此，非遗学是一门田野科学。在田野中认知，在田野中发现，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生效，从始至终都在田野。如果只是在田野中采风和搜集材料，就不是非遗学了。只有问道于田野，才能得到切实的答案，彻悟到非遗的需要以及非遗学的学术使命是什么。

不肩负学术使命的是伪非遗学。因此说，非遗教育中一定包含着责任教育。非遗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两种人才。一是非遗的研究人才，二是非遗的管理人才。然而，对于本世纪初刚刚进入人类保护视野的非遗，既缺乏研究乃至认知，更缺少科学的管理和管理的人才。

（摘编自冯骥才《非遗学原理》）

8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得以延续的核心。如果没有乡村文化，那么乡村也就成为一潭死水，无从振兴了。如果乡村的振兴只是在乡村建设几间民宿，开上几个咖啡馆，让一些城里人到乡村来换换空气，尽管可以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但是却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乡村文化的振兴。

文化赋予了生活的意义。乡土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同时又超越了个体，是文化将这些个体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赋予乡村生活的价值。比如乡土社会中有许多节日，每个节日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人们庆祝这些节日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生者与亡者保持了沟通，成为联系密切的共同体。

文化也赋予乡村社会以秩序。在乡村社会中，文化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比如要养成尊老爱幼的风气就需要有尊老爱幼的文化氛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社会变化相对比较缓慢，老年人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可以教导青年人，因此老年人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有很多渠道获取知识，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更容易利用这些渠道获取知识，要维持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尊重，就需要文化力量。

乡村文化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基础。西方国家在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快速发展是以乡村社会的消亡为代价的。与西方国家不同，东方社会都希望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保留乡村，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曾经以不同名义推动乡村的振兴，希望避免西方乡村消亡的道路。东方社会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护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实现乡风文明，通过文化建设，实现乡村的和谐和有序发展，因此乡村振兴需要文化先行。文化先行可以从物质层面做起。但是，物质层面乡村文化建设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乡村文化建设不能停留在物质文化建设上。有一些地方的乡村文化只是停留在物质建设上，精神文化建设没有跟上，物质文化也就很快消失了。在物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要推动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事务就是大家参与来管大家的事情，乡村振兴需要乡村居民之间相互协作，协作的过程就会有更多公共的事务需要大家去参与和决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逐渐完善乡村的各种制度。比如现在许多村庄制定有村规民约，这就是处理村庄公共事务的手段，但是要避免为了制定村规民约而制定村规民约，要让村规民约真正发挥作用。

乡风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要结合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村文化是相通的，我们可以通过政府推动和村民参与，在乡村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

（摘编自王晓毅《乡村振兴，文化建设要先行》，《北京青年报》2017年11月26日）

材料二：

“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在参加河南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点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扭住乡村振兴这个“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就能为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画上句号，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梦写下惊叹号。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秉纲张目，执本末从，统筹谋划，科学推进，才能把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做好做实。

（摘编自《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河南日报》2019年3月15日）

材料三：

近年来，新疆哈密市五堡镇坚持以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基本形成环境因乡村旅游更美丽、产业因乡村旅游更兴旺、百姓因乡村旅游更富裕的乡村振兴发展态势。

近日，在伊州区五堡镇吐格曼博依村，一场中式面点培训课程正在村委会进行，这场培训是五堡镇为镇里旅游业发展培训后备餐饮人才。吐格曼博依村村民茹孜古丽·沙依木受同村村民阿木提的影响参加了这次培训。阿木提原是吐格曼博依村的贫困户，2016年五堡镇举办了首届桑葚节，大批外地游客蜂拥而至，吃饭、住宿都不能满足游客需求，阿木提由此找到了商机，开办起农家乐，第一年就盈利8万元，2018年收入达到10余万元。

旅游业发展也促进了五堡镇生活环境的改变。为了吸引游客，改善公共服务设施，五堡镇加大公厕等公共设施建设，并制定各项制度改善乡村卫生环境。如今，走进五堡镇，现代感十足的街道，整洁美观的院落，美丽的新农村景象跃然眼中，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摘编自《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央广网2019年3月17日）

材料四：

中新网重庆新闻10月12日电12日，四川美术学院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该研究院下设乡村建筑与环境研创中心、艺术与社会创新中心，将以具体实践案例和项目为载体，积极促进理论和研创成果落地，以艺术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四川美术学院整合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新媒介美术创作实验室、重庆市协同创新中心西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重庆市高校创新工程中心等校内外资源，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汇聚中外艺术与乡村研究人才，构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搭建跨文化的学术平台，开展在地性的学术探讨。

长期以来，学校在乡村民居营建、乡村风貌改造、乡村文化生态调查、当代艺术走入乡村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摘编自《植根乡土振兴乡村   四川美术学院成立重庆首个艺术与乡村研究院》，中新网2018年10月13日）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长安三万里》不仅是一部电影，也不仅是一堂文学史课，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型例证。

近三个小时的故事，将“诗仙”李白年少时的意气风发及年长后的壮志难酬展现得淋漓尽致，杜甫、王维、王昌龄、岑参等一众文人墨客在乱世里的辛酸无奈也得以客观真实地展现。李白的自由不羁、洒脱恣意是真，但嗜酒如命、幼稚糊涂也是真；高适的沉稳谨慎、脚踏实地是真，但严肃冷峻、执拗固执也是真。高适虽年少资质平庸，但他始终未曾放弃，直到晚年终于开始在仕途上展现自己的风采。正是因为影片塑造这些中国传统经典人物形象时，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时代精神，从而打破了传统英雄“脸谱化”的书写方式。因此，观众看到的高适，更像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从年轻时的踌躇满志到中年时的失落愤懑，以及对于朋友李白时而尊敬仰望、时而恨其不争的复杂情绪，十分真实。或许这些“成长型”英雄并不完美，但他们身上依然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品质与精神，他们将青春与激情融入对理想的表达中，构筑起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除了人物的塑造之外，《长安三万里》值得一看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其精良的画面效果。无论是李白月下醉酒舞剑的身影，还是他写出《将进酒》时，乘着仙鹤扶摇直上所看到的如梦似幻的景象，这些曾经在课本上出现的颇具浪漫色彩的瑰丽想象被直观地呈现于荧幕之上，激荡得观众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影片致力于呈现大唐气象万千的风貌，让观众们多角度、沉浸式地同时体验到大唐的壮美盛景和鲜活细节。三维动画是影片的主要呈现形式，将人物和场景刻画得更加立体、生动、鲜活；在此基础上，电影还别具匠心地将二维水墨场景穿插全片，在恢弘盛景之间，更能体现中华传统美学轻柔写意又不失色彩的韵味。多种形式结合，将一个个细节拼合成大唐的全景长卷，时代磅礴史诗感扑面而来。传统文化链接上新技术、新创意后，爆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使得新国漫相比于《葫芦兄弟》等早期动画电影而言，在艺术“意象”的创造上拥有更大空间。

一直以来，新国漫电影在艺术“意象”上不断追求新的突破，这部历史细节考究的《长安三万里》将唐诗的诗意与视觉美学完美结合，将古诗词的浪漫情怀，用光影声画的方式展现到了极致。从水清若空的江夏到大道连狭斜的长安，从笙歌迭奏的扬州到白日黄云的西塞，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历史文字，刻印在历史里的诗情画意，以动漫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不仅给人以绝美的视觉冲击，而且让人内心漾起层层涟漪，仿佛穿越到大唐年代。

新国漫电影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艺术形式，近年来发展势头猛进，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中国新国漫动画电影正在一步步崛起，《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济公之降龙降世》《俑之城》等影片都受到了观众和业界人员的一致好评。这些影片的成功之处和最动人之处，究其根本，都在于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心”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传递出“真善美”的中华美学精神。《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哪吒大声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俑之城》里的兵俑蒙远“用脚步丈量勇气的极限”；《济公之降龙降世》里的少年济公李修缘则是“英雄无相，心念所致，做则必成”。而《长安三万里》中的唐代文人群像皆是满怀家国情怀，用诗句抒写、记录大唐长安的兴衰。这些动画电影中的人物角色为我们诠释了中华文化中的智慧、仁爱、勇敢、爱国、拼搏等美好品质，它们共同构成内涵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

而《长安三万里》更为出彩的一点是，不仅聚焦人物及其精神品质，而且用诗词歌赋和唐朝盛景将刻在每个国人DNA中的中华文化基因彻底唤醒。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共计四十八首唐诗穿插在电影中，结合情节，观众更能直观体会到这些诗词文化的感染力，配以画面的呈现，让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部好的国产动画电影，就是一堂生动的美育大课，一定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内涵丰富的审美意象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时代精神，带给观众深刻审美体验的同时，能够“化人养心”，使青年一代情感得以净化，心灵得到升华。从这一标准来看，《长安三万里》是用“心”传递中华美学精神的佳作。

著名剧作家、导演赖声川在自己的著作《赖声川的创意学》中谈过，艺术作品是分为三个层次的，即“生活—艺术—哲学”，一个打动人的作品，除了反映生活，给人以美的享受之外，还要给人一种心灵的启迪。学者刘文慧也认为，艺术作品的层次分为艺术语言、艺术形象以及艺术意蕴。其中艺术意蕴是艺术层次的最高境界，是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所独有的特质。动画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同样也要追求作品的最高艺术层次，除了讲述故事、娱乐大众、承担教化等基本功能之外，还应该致力于主题意蕴、艺术内涵的营造和升华，才能创造出优秀的动画作品，释放出长久的生命力。

《长安三万里》的“出圈”是传统文化拥抱大众的一个缩影，“中国式浪漫”风行背后，可以说是文艺领域践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探索。一批深具东方美学的爆款文艺作品已经给我们启发，比如：《如果国宝会说话》在严肃中玩梗，拉近千年文物与年轻观众的心理距离；《上新了·故宫》将建筑艺术与沉睡数百年的传奇文物带到大家面前；西安大唐不夜城互动游戏“盛唐密盒”有梗有趣，寓教于乐；《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节目技惊全网……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余韵悠长。传统文化并非曲高和寡，只要找到时代化的表达，让观众与中华文明共情，它们同样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节选自《〈长安三万里〉出圈：讲好中国故事最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