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任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部门长官的指令，行使监察权也不受其干预。御史弹劾、谏官言事常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汉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都在六品至八品之间，明代御史和给事中的均匀为七品，清代提高到五品。监察官员的选任有品质、年限、出身等诸多要求。御史制度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谏官制度是下对上的匡正建议，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起着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宿志丕《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二   近代西方国家的行政监督与资产阶级革命及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脉相承的。在尊重人和高扬人类理性的理念指引下，资产阶级摧毁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西方政治制度和行政监督体制。为保证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明确性，西方国家要求监督机构及其人员遵循如下原则：把行政监督主体的地位、职责、权限、权力行使方式用明确的法规规定下来。政府各机构的会议应当公开举行，以便监督主体拥有足够的被监督方面的信息。为防止监督的主客体错位或监督主客体两位一体，西方国家在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下，使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处于一种超然的位置。

——摘编自陈奇星、罗峰《略论西方国家的行政监督机制》

材料一

①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 ——（唐）杜佑（通典）

②           明代天启年间青花瓷 注：图案中有“白马紫金鞍”的文字，源于一首古民谣：“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

材料二   下表为我国近代史大事年表（部分）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

——《礼记》

材料二   ……强调以德行、才学为主，由丞相、列侯、刺史等官员甄别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官职……奉行“以德取人”的价值取向，希望实现……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深仁厚泽的君子贤人任官。

……“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材料三   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

——《晋书·段灼传》

材料四   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经过唐代的发展，考试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立起来。这样，士人可以不经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从而纠正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做官大权的状况。

材料一 自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以来，地方主要官员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至唐宋时期，“海内一命之官并处于朝廷”，地方州县长官甚至其部属均由中央分发…为防止地方权力坐大，汉代通过“推恩令”，使地方诸侯失去了地方治权；宋代通过“制钱谷”，控制了地方财权；明初通过“三司”分治，削弱了地方行省的实力…秦朝的御史府、汉代的十三州刺史、北宋的监司和通判、明朝的提刑按察使司等，均是代表中央政府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员，发挥着“以小驭大，以卑监尊”的功效…地方政权的划界，就演变趋势而言，也越来越淡化山川形便，究其原因在于若地方政区地形过于险峻，易守难攻，易形成割据势力。

——摘编自丁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两大基本关系的剖析》

材料二 中国古代官僚在制定或修改法律的时候，首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法律首先要体现官僚阶级的意志。儒家思想提倡“君使臣以礼”，“刑不上大夫”，因此执行法律的各级官僚“亲者断其生，疏者判其死”，服从权力而不是服从于法律，处理日常公务具有很强的任意性…中国古代的官员们忠于自己的上司而非制度本身，形成了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所服务的对象必然更多是上级的个人，而非与之有契约关系的民众…儒家伦理要求的核心是“虔敬地服从世俗权力的固定秩序”；而理想的人格，即君子的“优雅与尊严”则表现为“履行传统的责任义务”。所以，大多数的官僚在政治体系内部处于一种维护既得利益和既有统治的角色…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形成的官僚心态，深刻影响着行政管理

对效率和公平的诉求。“关系政治”盛行，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身份大于实力等现象，使统一思想多于解放思想、中庸保守多于创新激进，进而使人的依附性奴才人格有余而创造性主体人格不足。

——马向荣《比较视域下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弊端探析》

【推荐1】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按“官有能而禄有功”的原则，废除血缘世袭的贵族制，建立起官僚行政制度。秦至汉初，秉承法家理念，功与能为官吏升迁任免的主要依据。汉武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官吏地位上升，官吏个人品行对于引导、教化百姓的功用日益受到重视。东汉时，士大夫追逐基于德行的“名”，官吏矫情虚伪而无实际才能成为普遍现象，曹操执政，强调“唯才是举”，功、能者优先，“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西魏北周选任官吏，突出思想品行的重要性：“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强调对官员的品行和政绩考核。“其志行名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唐代将品德与任职态度方面的“四善”作为考察官员最重要的内容：“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规定各类职务的最佳业绩标准，称作“最”。每年考核，公示结果。考核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居官饰诈，贪浊存状，为下下。”“善”是获得薪酬奖励与迅速提升的关键。

——据《新唐书》

材料三：在中世纪的英国，宫廷和政府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官员主要由国王遴选，并被视为国王的仆人。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文官开始出现。光荣革命后，国王和权贵行使有封建特权色彩的官职恩赐权来任用官员。直至18世纪末，文官录用仍无常规可据，文官录用权主要由国王、宫廷权贵和各部长官直接行使，私人关系和个人感情成为获取官职的关键因素。工业革命催生英国近代文官制度。1853年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建立常任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建议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录用制，并认为考试科目应有四类：古典文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和近现代哲学；现代语言、近现代史和国际法。1855年文官改革命是以择优取士的方式取代官职恩赐制的重要起点。1870年枢密院关于文官制改革的命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按照文官制度委员会的要求，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该令的颁布成为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建立的标志。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概括秦至唐官员选拔所体现的“德”、“才”观的变化及其原因。

（2）指出唐代科举取士与中世纪英国官员选用的主要区别。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唐代科举制与英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

材料二     到18世纪末，英国官吏任用仍主要采用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19世纪大批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著作在英国问世。……1853年底英国政府颁布《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建议：确立考试任用制度，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文官…这些建议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直到1870年格拉斯顿内阁颁布新的政令，确认了报告中的基本原则并做了较具体的规定，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倪越《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三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法律，同一种方式交流感情。中国一流人才的出路也极为单一，学而优则仕。除此之外，中国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中国人会在科学上投入什么精力？

——休谟

人们完全不可能设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在那里，事无巨细均由相互制约的大衙门审理，而只有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这些衙门任职。中国的一切都通过这些衙门自我调节。

——伏尔泰

关于科举制，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①以往流行的看法认为，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了创新精神。②20世纪末叶，一些学者发现以前对科举制的看法，过于简单化。放在古代的历史上考察，它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使平民子弟通过苦读，也有可能成为状元、榜眼、探花。仪凭这一点，都应该为它谱上一曲赞歌。

——选自李伯重《八股之外》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教化的客观有效性是十分明显的，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民族性格的生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发展的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和在此基础上的教化活动成为固化社会发展的障碍，导致社会发展滞后。古代的教化只有教化主体的主导性而无教化对象的主体性，教化对象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或者干脆就是怀着功利的目的，形成了对人的普遍压抑，不利于社会的革新、思想的进步，从整体上有碍于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另外，古代教化之下的人们普遍“重德性、轻知性”，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发展的要求。

——摘编自王永祥《中国古代教化方式研究》

材料二   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法律产生过重要影响。法律在文化上的独立性，可以说是宗教文化长期培养的结果。法律最初的绝大多数祭条几乎都反映着宗教伦理方面的禁忌;最初的执法活动几乎全部被祭司所垄断，而法律观念则纯粹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被广泛传播，后来影响法律制度，产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圣经》中诚实、公正的观念对形成西方衡平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宗教方面的共识深刻地决定着近代法律的面貌，甚至法律的通用语言、惯常程式以及汇集而成的传统都是在宗教文化的氛围中发育成长的。

——摘编自王景斌、周伟科《从关联性视角看宗教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