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说汉语，生产生活不能自立，故怀恋旧地者为数不少。孝文帝当机立断，要求年轻一代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律使用汉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同时，他还规定免除从平城迁居洛阳者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朝廷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移民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于是，从平城一带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了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农民。
材料二鲜卑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喜欢以物易物，其商品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还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究钱币质量。不能杂以他物。新币铸成后，孝文帝下令新币可在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折价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文）。五铢钱很快通行于北方各地，商品交换在黄河流域活跃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司马牧牛《千年争锋——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魏迁都洛阳后面临的挑战，并归纳北魏孝文帝为巩固迁都成果而施行的举措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济影响。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1640～1660年的内战是英国近代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8世纪上半叶，有学派认为查理一世违背宪政原则，内战是议会为了维护宪法原则、保障个人自由而与国王晨开的一场斗争。进入 20世纪后，学术界从社会经济结构入手，对内战进行了新的诠释。主要观点有∶乡绅是乡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在内战的爆发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内战是衰落的乡绅为挽救自身所做的自救运动；等等。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内战是英国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但也有学者认为内战是偶发事件，是一场误会。
———摘编自宫艳丽《另辟蹊径的英国内战史研究——读戴维·昂德唐的（狂欢、暴动与叛乱）》
材料二 辛亥革命的轰轰地声掀翻了清朝统治的败堂。在这历史转变的伟大时刻，革命派理应精诚团结，为共同应对旧势力的挑战，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而奋斗不已。但事实与之相反，革命派在涣散的道路上继续滑行。光复会依然奉行"分裂"的方针，攻击孙中山、黄兴，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把临时政府讽喻为"群盗鼠窃狗偷"。而同盟会方面又毫不相让，竭力保持自己在权力分配中的"正统"地位，甚至鼓吹采取非常手段对付对方。
－摘编自陈梅龙《蒋介石与辛亥革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640～1660年英国内战爆发的必然性。
(2)根据材料二，指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面临的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导致中英两国近代反封建革命遭遇挫折的共同因素。
材料一：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瓷、矿冾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明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 举措 | 记载 | 出处 |
| 王亲自下令督促众人耕田 | “王大令众人曰：协田。” | 《甲骨文合集》 |
| 每至春耕之时，天子会率职官与诸侯在公田上奉行“籍礼” | “天子亲戚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 | 《礼记•月令》 |
| 设置专门的田官，对农业生产进行管理 |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 | 《周颂•臣工》 |
| A．精耕细作技术出现 | B．个体生产日渐形成 |
| C．田间管理体系完整 | D．农业生产备受重视 |
材料一 乾隆帝平定叛乱，统一新疆后，为了巩固其对新疆政治社会的统治，主要实行的是军府制，将伊犁将军设为新疆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其下设都统、参赞、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命他们分别驻守新疆各地，以统领新疆各地方军政事务；根据新疆不同族群的区域分布情况，建置以军府制为主导，其下设郡县制、札萨克制与伯克制等族群分治制度。“内地贸易商民渐多……若听其随意栖止，与回人相杂，不免易滋事端。请交该大臣等，彻底清查，俱令赴驻兵处所贸易”。
——摘编自翁倩玉《新疆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选择》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势力和极端宗教分子的渗透，使得新疆的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清朝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特别是阿古柏和沙俄入侵之后，传统军府制度“以军统疆，以酋治民”的弊端也暴露无遗。清朝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以往在新疆的治理模式。经过反复斟酌后，清廷决定采纳刘锦棠的建省方案，于1884年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以新疆巡抚取代伊犁将军成为全省事务的最高长官。废除伯克制、札萨克制等，设立类似内地州县制度的各级行政衙门。
——摘编自王淼《晚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巡抚治疆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乾隆帝治理新疆的特点及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代治理新疆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乡村秩序就是一种“礼治秩序”。这种“礼治秩序”的显著特点是，“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乡钟”。宋以后乡村自治开始确立北宋中叶，乡约正式产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约是宋神宗展宁九年（1076）由吕大钩所制定的《吕氏乡约》，具体内容分为四大纲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性。”此后历代的乡的在内容和精神上均了治的思想。四为乡约的自治性，家代以后出现了村社自治组织，国家对乡村自治开始正式认可。明太祖朱元十分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早在吴元年即令人将律今中与民间生活密切和关的部分内容单独辑出，加以解释，形成《律令直解》一书，并下发到各地，以使百姓知法而不再犯法。具体到乡村治理，在官箴书、家法族规、乡约和乡治文献中均蛋调在乡村自治、德治的基础上，必须遵守国法，强调国法的权威性。
——摘编自高学强《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沿革及其历史镜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从1928年起着手乡村治理改革。抗战前须布的《县组织法》，形成了乡村各级自治组织的雏形，激起了民间乡村自治实验的展开；1934年起保甲制的实施，维护了乡村治安，同时也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拉制。1939年新县制的建立，标志着乡村自治的终结和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完全控制的开始，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是传统乡村治理向现代乡村治理的转折阶段，其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应对的策略与方案可为我国现代化乡村治理体制的建设授供良好的启示。
——摘编自于欣系《南京革今政府时期的乡村治理》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明时期乡村治理的特点及其影响。
(2)据材料二概述南京国民政府乡村治理与明清时期相比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从1953年开始,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陆续开展起来。到1956年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等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等也相应地基本形成了,以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为特点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也得以须布实施。中国共产党比较顺利和创造性地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避免了大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动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使中国能够形成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有效团结,这为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为现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接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并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
——摘编自高长武《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
材料二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并参观了“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一一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主题展”。在这次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经过30年发展,浦东已经从过去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变成了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取得的显著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实证明,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写照。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社论《浦东开启新的引领之路》
(1)根据材料一,归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国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党和国家在上海浦东设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背景。
材料 为了确保各系统监察机构监察权的行使，宋朝逐步确立了规范原则、风闻原则、独立原则和互察原则。规范原则是监察权的界定以及行使监察权的法律规定。从真宗朝起，宋朝逐步制定有关台谏机构行使监察权的法规。风闻原则是指监察官员在向皇帝谏诤和对官员进行弹动时,允许监察官员不公开自己的信息来源。这一原则虽在宋朝以前已经实施，但到宋朝不仅适用于台官,还扩大到谏官和走马承受(路级监察官员)。独立原则是指监察官员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皇帝和其他官员的干涉。宋朝台官、谏官、给事中、中书舍人、各路帅臣和监司，无不奉行这一原则。互察原则是指监察官彼此实施监察。台谏、给舍、帅司、监司、走马承受通判都实行上级对下级监察官的纵向监察，同时又实行同级监察官之间的横向监察。由此构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比较严密的监察网，所有机构和官员都置于监察之下。
——摘编自曹大为等《中国大通史.宋》(下)
(1)根据材料归纳宋朝监察系统四大原则得以确立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宋朝监察网形成的影响。
| 层级 | 解释 |
| 县级政区 | 皇帝直接任命的地方官员到这一层为止 |
| 统县政区 | 直接管辖县的政区 |
| 高层政区 | 不直接管辖县的政区 |
| A．西周齐鲁晋卫等国 | B．秦朝时期的琅琊郡 |
| C．汉武帝时淮阳侯国 | D．元朝时期江浙行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