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司马迁《平准书》：“汉兴，……於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是时吴王濞既即章郡铜山铸钱，文帝又赐邓通以蜀严道铜山，得自铸。《汉书·食货志》言吴、邓钱布天下。此亦开兼并之端。贾山谏除铸钱令，谓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盖为此发也。文帝之政，亦可谓敝矣。至景帝中六年（前144年），乃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铢钱。五年（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五年（前118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币制乃稍定，而五铢遂为最得民信之钱。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归纳西汉前期存在的问题，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的解决之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西汉前期的社会问题，并概括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意义。
材料一 宋代科举制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世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搜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臣卿皆由此选"。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的取士人数的5倍。
——摘编自郭学信《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一
材料二 到18世纪，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更为全面，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很大，就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到19世纪，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声望一落千丈，一切都落后原始，但惟独科举制例外。当时，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实行政党分肥制，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1884年，英国人密迪乐指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效率。"这是在英国于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以及美国于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朝时期科举制的发展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欧美国家学习效仿中国科举制的原因。
材料一 洪武年间，“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房屋各照原编字号造定文册，内府收照”,如报恩寺的42间廊房就属于南字号。其中，军士居营房，官员所居廊房称廨舍，均免“赁钱”。“苟在朝者，皆给廨舍处之”,“不许别衙门官员掺占”,“凡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内官房而住街市民房者，杖八十”。太祖还“命於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至于城中民居之廊房，则征“廊房钞”,“系民住房屋上纳”,“四季征收”,沿至明末;征“门摊”,明初收钞贯，嘉靖朝“针对开张铺面，每户征银3分3厘”;万历年间，征“房号钱”（摊派的雇佣钱）,“以门面间数征收”。然而，景泰年间，“洪武中拨住房屋，今多焚毁倒塌，而办纳房钞如故”。嘉靖年间，“御赐廊房通被军民之家占为己业，法司各官反行赁典借住，使恩制不及于品官，官房占为市业”,对各卫新军，兵部不再供房，而是“每名给银买房居住”。
——摘编自「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明史》等
材料二 建国初期，我国出现了不少乱占城市房屋的混乱现象。1950年1月，经政府机关研究后《人民日报》信箱答文：城市房屋，无论是属于城市地主或乡村地主所有、现在都不得没收，政府保护城市会馆及一般宗教迷信团体的房产，不予没收或接收。1950年11月，政务院规定：城市一切合法之私人房产出租时，其租约由双方协议订立，若有不正常租赁关系，予以取缔;公共房产出租，公私两利原则下，应收一定租金，对贫苦、烈、军、工属及集体宿舍等，可酌情照顾。1951年2月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没收后的财产（包括房产）归国家所有。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批转《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屋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指出：在一两年内逐渐完成对城市私人房产的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之间的买卖仍应允许，但必须经政府房产管理机构登记和批准。
——摘编自何勘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朝南京房产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其演变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建国初期我国城市房产政策的意义。
材料一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氐、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五胡内迁”加速了各族社会的文明开化，不但各“胡”族大量吸收了汉族的农业文明，而且以自己的草原文明影响着汉人，从而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的现象。当时， 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故对的歧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故时势力，“胜者 为王败者寇”,大批被流放贬逐的“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材料二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目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姿态，建立主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目耳曼人迁徙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五胡内迁”和日耳曼人迁徙共同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棉花革命的特点并分析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以来中国棉花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疆棉事件的启示。
材料一 中晚唐五代时期，在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方面，除中书门下省的复核和复试制度之外，中央采取了其他措施来保证科举的公平，如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实行锁院制度。此外，在唐前期科举制度刚施行时，就有相关法律做保障，而且该法律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执行。中唐以后，中央对科场违纪的惩治明显增强。中晚唐明确规定，由御史台对科举考试进行监察。御史台专门负责执行锁院任务，监察考官、举子的违纪行为，查办科场案件和相关纠纷。
——摘编自金滢坤《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
材料二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时达到了极盛。两宋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是中国历代取士最多的王朝。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了。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宋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建立起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和五代时期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科举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 钱大昕（1728-1804），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针对重经轻史的学术风气，钱大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他将天文、舆地、制度、金石、版本等原本经学的分支学科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对《史记》以后的许多史学典籍，他都一校勘，详为考证。在此过程中，他探寻出了诸多史学考据的具体方法，包括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归纳法等。在哲学上，钱大昕抑宋扬汉，对宋明理学一套哲理化的理论不满，极力把理学家大力鼓吹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
——摘编自张涛《钱大昕评传》
(1)根据材料，概括钱大昕的学术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钱大昕学术主张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控制西域，而汉朝通过和亲使政治势力进入西域，使匈奴势力呈消减的趋势，到汉昭帝时，匈奴势力有抬头之势，宣帝继位后出兵匈奴，加上匈奴内部不.和，逐渐结束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清朝入关后，随着对边疆地区统治的扩大，理藩院职掌范围也扩大到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成为清朝管理少数民族的中央机构。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设立将军，兼管军政和民政；在西北地区主要采取军府制统治，设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的军务与民政，并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在北疆的蒙古族聚居的地区推行盟旗制度；在西藏地区则根据当地的宗教信仰特点，通过西藏的上层，实现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其他如在西南地区仍袭明制，实行土司制度。清政府通过封爵、给傣、联姻、朝觐制度等措施，极尽拉拢、抚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清政府在东北、外蒙古和西北边境，设置了一系列军事哨所，此外，清政府还在东北、西北、蒙古地区设置台站，开辟驿路。
——摘编自张艾力娜布琪《清代民族政策略论》
材料三 按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少数民族依法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同时享有自主管理本地方、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力更生和开拓进取，加上国家有力的扶持和帮助，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又新建许多工业项目，把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加快了民族地方的发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原则，充分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极大地凝聚了民心，顺应了民意，反映了民情，从制度上彻底粉碎了国内外分裂势力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野心。
——摘编自陈国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由来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措施。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意义。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民族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李大钊认为:“关于井田制度……为谈政者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则确为事实，而原始经济的状态，有一个土地共有的阶段，亦确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一书中提出“村社集团产制”，认为:“所谓三代以上(夏商周及更早的时期)的‘井田制’及以后模仿或梦想井田制而发生的‘授田”均田’班田”“限田’等制度与学说，莫不为远古集产制度(土地公有制)之遗影。”郭沫若认为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与奴隶社会的理论是相悖的:‘土田与臣仆人民共为赐子之品物，是证明周代已经实行土地的分割，这和井田制是根本的不相容。
——摘编自孙顺顺《我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对儒家井田制的重构》
材料二 大规模的拓荒以及随之而来的荒地垦辟的完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完成，一种新的土地法律制度需要建立。商鞅推行的“开阡陌”“封疆”正是实施的这种法律制度之一。“阡陌”泛指田亩间纵横交错的小径，不是亩、顷的界划。“村疆”是在田亩中划定所有权或占有权的疆界，并做上标记。固化这种权利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的“赋税平”。随着战国授田制的完结，土地私有制确立起来。秦统一中国后，又在全国范围内“令黔首自实田”，从而确立了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后人评价商鞅的田制改革“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
——摘编自阿明《“为田开阡陌封疆”辨》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井田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时期实行“井田制”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秦朝得以在全国确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