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的，制度自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官僚的选任，新中国成立之初通常会“急于选拔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位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深层原因。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提炼出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等高产农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浙江湖州已经“公私仰给，唯蚕务是赖”“湖扩已半为桑田”；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隆庆初年，明朝政府部分开放“海禁”；万历二十二年，正式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明朝中后期，民间海外贸易一度活跃，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商品的流通范围，货币流通开始以白银为主。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朝海外贸易“一度活跃”的原因，并说明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背景。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海外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明朝中叶官员丘濬向皇帝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论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货币现实的思考，折射出民间白银货币化的现实。15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已促进了海外贸易和移民潮的出现，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16世纪初，是钱与银的最后较量达到白炽化的时期。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现实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人们将寻求的视野投向海外是很正常的。隆庆初年，明朝不仅以法权形式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而且还在福建漳州开海和在广东澳门开港。同时明代的赋役改革虽然名称不一，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赋役折银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摘编自万明《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
材料二 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白银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流入欧洲，金钱的强大作用支撑起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交易手段是贵金属，共同纽带是信贷与信托。欧洲建立了海外商业帝国，从白银流动中汲取了能量，他们的资源更加充沛，竞争力更加活跃，金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蚀剂。随着贵金属的大量涌入，人们对信贷的态度有所放宽，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金融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更重要的是，商业的交易成本下降了，运输变得更容易，借款变得更简单，但通货膨胀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
——摘编自马克·格里格拉斯《企鹅欧洲史1517—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17世纪白银大量流入欧洲的原因及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白银货币化未能推动社会近代化转型的原因。
材料一1928年5月4日，两支部队会师的大会召开。陈毅首先讲话，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就在今天来开大会庆祝两个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并宣布两军会合后，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朱德在会上说：“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两支红军主力约五千人以上还有八千多农军，共一万多人，参加大会的群众也逾万人，两万多人在会场上高呼口号大唱战歌。
——摘编自付尚文《伟大的井冈山会师一纪念毛主席和朱德同志井冈山会师五十周年》
材料二 （1937年）8月上旬，应国民党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以合作抗日的协议。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28年中共军队改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37年中共军队改编的原因，并分析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材料一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地主”开始成为农民痛苦的直接原因和首要原因及农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会议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称，作为“帝国主义之工具”的广东大商买办阶级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具体分析农民运动兴起的原因时更用“中国地主重组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一言以蔽之。《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制定了“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的政策。
——摘编自杨泰龙《革命与农民：中共对农民革命的认知演进与理论建构》
材料二 据相关文献统计，到1924年年底，广东全省有14个县成立了农会，入会农民有18万多人。到了1925年5月，广东省还成立了现代中国第一个省级农会，这个农会的成立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达到高潮。到1926年，广东省的农民协会会员有62万多人。
——摘编自罗歆宏、刘建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革命理论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理论。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朝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让帝王的权力表现出了优雅，表现出了理性，使中国古典政治智慧的优秀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就制度的整体性而言，隋唐的制度是秦汉时期制度的升级版。三公九卿之制进化为三省六部制，多员宰相代替单一的宰相，六部二十四司，是隋唐时代的行政机构，这是比汉代的九卿之制更加细密化的分工。贞观之治，就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发生的。它用具体而微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制度及其优越性。
——摘编自荣新江、辛德勇、孟宪实等著《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二 就制度的建制、实施，对社会发生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而言，的确很少有其他王朝能够超越唐朝。一心吸取前朝经验教训的唐高祖、唐太宗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制度的建设。一个巨型王朝要正常运转、长久维系且有效率，没有制度的保障是无法想象的。历朝历代对制度建设都非常重视，下大力气制定和颁布制度，唐朝是其中佼佼者，堪称典范。
——摘编自胡阿祥、李鸿宾等著《中国通史大师课》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堪称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典范”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国家政治制度产生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元狩二年，长城从令居修到了酒泉郡。元封元年，长城又从酒泉郡修到了玉门关，并建造了观察敌情的亭障。太初三年，又做居延塞以伸展至酒泉郡……所建亭障耸于高岗，起伏且错落。李广利调吏士数百在抡台及渠犁屯田，积蓄粮食，以供汉帝国使者之用。
——摘编自朱鸿《丝绸之路通鉴》
材料二 唐朝建立，正值突厥势力强盛。东突厥连年发兵，侵扰唐朝北部边地。一部分朝臣提出“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对此，唐太宗明确表示反对：“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贞观三年八月，唐太宗咚颉利可汗背信援助梁师都的地方割据政权为由，命李靖讨伐东突厥。贞观四年，唐军大胜突厥。
——摘编自冯雨晴《唐太宗安边政策与治理模式述论——以处理与东突厥、薛延陀政权关系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汉武帝时期设置酒泉郡的历史背景，并分析汉武帝治理长城沿线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太宗讨伐东突厥的原因，并结合所学指出唐朝在原突厥地区设置的管辖机构。
材料一 明朝中叶官员丘濬向皇帝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论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货币现实的思考，折射出民间白银货币化的现实。15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已促进了海外贸易和移民潮的出现，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16世纪初，是钱与银的最后较量达到白炽化的时期。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现实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人们将寻求的视野投向海外是很正常的。隆庆初年，明朝不仅以法权形式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而且还在福建漳州开海和在广东澳门开港。同时明代的赋役改革虽然名称不一，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赋役折银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摘编自万明《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
材料二 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白银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流入欧洲，金钱的强大作用支撑起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交易手段是贵金属，共同纽带是信贷与信托。欧洲建立了海外商业帝国，从白银流动中汲取了能量，他们的资源更加充沛，竞争力更加活跃，金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蚀剂。随着贵金属的大量涌入，人们对信贷的态度有所放宽，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金融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更重要的是，商业的交易成本下降了，运输变得更容易，借款变得更简单，但通货膨胀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
——摘编自马克·格里格拉斯《企鹅欧洲史1517-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17世纪白银大量流入欧洲的原因及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白银货币化未能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