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实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它的实施既显现出清政府无可奈何的境地，又折射出其试图绝处逢生的勇气。然而，由于清政府自身的矛盾性、财政的短缺以及中央权威的弱化，使得新政的推行步履维艰；加之内部营垒的反戈以及外部力量的冲击，导致新政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是，这并不能抹杀新政的积极影响，它所构建的现代官僚机构，赋予的公民权利，开辟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客观上开启了我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征程。

——摘编自刘存存《清末新政与我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启动》

材料二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孙中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起来，这是他的政治近代化从思想理论到实践的重大发展和飞跃。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并没有停滞不前，南京临时政府在《临时约法》中提出的一系列的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和原则，表明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发展更趋成熟、完善。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对苏俄和西方的政治进行比较、分析，各取所长。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和理论，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了。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下，孙中山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三民主义，以新的民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近代化思想最终成熟和完善起来，成为具有完备理论形态的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近代化的思想。这一思想和理论，直至孙中山的晚年，始终不变。

——摘编自王玉祥《孙中山政治近代化思想评析》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材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二十年间，各种灾荒迭发，兵发匪祸不断，农民苦不堪言。从宋代开始，儒家知识分子选择将建设基层民生秩序作为其“外王”的重要手段与途径。20世纪20年代初期，深谙舆论之重要性的知识分子便以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作为其为农村社会发声的重要舆论平台。在灾荒救济方面，他们提出了“以工代赈”之策略。在教育改革方面，知识分子更是主动投身于乡村教育，企图以改良与发展乡村教育救国。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知识分子就土地国有还是私有意见不一。但他们的建议与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局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20世纪3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重建基层民生秩序的任务中断，民生关怀热潮走向回落。

——摘编自谌月《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农村民生关怀》

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竞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材料   1902——1905年，陈独秀相继创办青年励志学社，秘密传播革命读物；组织发起安徽爱国会，揭露沙俄侵略企图；创办《安徽俗话报》，并利用学堂教师身份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长。1913年，他参加了二次革命。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宣扬“科学”与“民主”。受其影响，恽代英在武汉成立互助社，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创办新民学会，邓中夏、许德珩等组织国民社，傅斯年等发起新潮社。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继李大钊之后投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增加“劳动节纪念号”，刊登激发劳动群众革命意识觉醒的文章，还亲自到工厂发表演说，《劳动者的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著名演讲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成立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创办“外国语学社”，分批派送学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员中包含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

——摘编自纪亚光、蔡明菲《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缔造者—陈独秀》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材料   国民政府兵工署于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把原先分布在中东部的兵工单位陆续搬迁到抗战大后方。在此期间，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签发了《兵工署更改各兵工厂名训令》，要求“查本署所属各兵工厂现多已择地迁移，原有名称与新迁之所在地多已不相符合”，“故拟重新厘定，按数字排列，并为对外秘密起见，不冠以地名，仅简称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几工厂”，“尤可使外人闻及厂名，对于兵工实力及厂址所在不能明了真相”。兵工署先后在长沙、重庆、昆明等地设立办事处，协助和解决内迁兵工单位搬迁过程中在这些地区勘察厂址、租赁场所、督饬复工等事宜。这次兵工单位的内迁，保住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自主给养的生命线，为中国兵工事业壮大汇集了大批人才。

——摘编自熊杏林、李清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组织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