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据《周礼八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火官名称甚多，史官职责亦各有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撰写各国国史。“君举必书”的优良传统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汉代除太史令外，还置女史记录皇帝起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最为兴盛。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修换本朝史和前朝史。设史馆官修前朝史书的制度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济。五代至济、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有损益，并名称虽然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

——摘纳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并深远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以来日益陷入困顿。梁启超把对旧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他在《斯史学》中狂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逆不可救”。总体而言，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放淡忘。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渐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传统史学的某些原则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翦伯赞提出应“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者并发展它，当作断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

——摘编自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材料一   自秦代以来，郡县制成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定式。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明显具有地方性与割据性，因而唐朝立国以来就如何治理国家，实行分封还是郡县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礼部侍郎李百药上《封建论》，强烈反对封建诸侯，中书侍郎颜师古上《论封建表》，提出折中方案。当时朝臣大多反对分疆裂土。魏征谏言：当时天下人心未定，国家财力不足，改革制度的时机尚不成熟。

——摘编自商爱玲《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材料二   柳宗元认为，分封制下的职位世袭，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在位者的贤能，故而很难确保为民服务的责任心。通过对周代社会治理状况的历史考察，柳宗元指出，在封建制下，通常是政治混乱的多而治理得好的少，而周天子又不能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君，真正尽心治理地方、爱护人民的人，因此，周代的问题就出在封建制本身。而郡县制下的地方行政长官由于实行选举制，“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够随时加以撤换，即“有罪得以黜”。因此，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是进步的，有利于国家的治理，维护了“公”。

——摘编自彭新武《“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