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一   公元前214年，秦军统一岭南后，设立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郡设守、尉、监御史等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县设令或长，管理各郡县。南海郡在三郡中地位最高，南海郡尉有相对独立和专断的权力。秦朝对岭南的统治，采取政治手段与“五岭之戍”的军事手段，推行屯垦戍边和移民实边政策，移民中有商人、文人、谪官、流民，但最主要的还是屯戍军队，这些人促进了岭南的早期开发。

——摘编自赵炳林《秦朝对岭南的经略和开发》

材料二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三   南宋以后南方经济领先于北方的格局完全奠定。由于复种制度的推广、新耕地的开辟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江淮、两浙、福建、四川等地区一年亩产可达二至三石。棉花种植盛行于闽广地区，广东雷州半岛和广南西路又发展成棉纺织业的中心……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四川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起，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北宋时，各路专以纺织为生的机户约有十万，数量可观。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有二十多个对外贸易港口。“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十分活跃，武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张之江建立中央国术馆，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国术馆，国术馆对当时武术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使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对体育运动赛事的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体育对于提供兵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体育锻炼也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这可以使人们在战争中更好地生存下去。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一些国内知名学校开始迁到云南以及四川，这些学校不仅在校内自行组织体育活动，也会在学校之间、区域之间举行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活动使得体育在社会之间的传播更为广泛。

——摘编自陈茂春、刘中强《晚清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思想演变探究》

材料二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因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部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不愿毕业后成为劳动者，对无法如愿升学产生不满。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提出要加强劳动教育，提高生产技术水平。……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改编自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论纲》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外交僵局，书写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70年来，我国与18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体育友好关系，与100余个国家签署了双边体育合作协议，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及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对外工作不断深化，体育成为“元首外交”的新亮点。国家主席习近平亲力亲为，通过体育助推民相亲，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的开放自信、友善包容，用体育谱写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摘编自苟仲文《新中国体育70年》

材料一   每一件青铜礼器都是随着贵族地位而来的权力象征性的徽章与道具。青铜礼器中大量狰狞的纹饰，使王公贵族附上莫须有的神力，成为王权的守护者。青铜礼器与兵器是被国王送到他自己的地盘去建立他自己的城邑与政治领域的皇亲国戚所受赐的象征性礼物的一部分，然后它们又成为沿着贵族线路传递下去的礼物的一部分。青铜礼器获得这等意义是因为它们与在仪式上认可了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贵族政治的祖先崇拜祭仪之间的联系关系。同时也因为它们是只有控制了大规模的技术的与政治的机构的人才能获得的珍贵物品。说到底的话，背铜器是只与地位高贵的人相联合的。

——据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等

材料二   我国大约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利用铜。到了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臻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可以从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先秦青铜器，例如展示了酒礼器中至尊气象的四羊方尊，湖北随县出土的大型编钟等，看到当时青铜冶铸技术所达到的高超境界。除大量的青铜器之外，还总结出有一定合理性的青铜合金配比规律，即按照青铜器的不同用途的性能要求，配置不同比例的青铜合金。这就是《考工记》中记载的“金有六齐”。

——摘编自金秋鹏《中国古代科技史话》

材料三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一种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卜辞的内容，绝大部分与殷商王室有关。小至殷王的耳鸣、牙疼，大至年成、祭祀、征伐，无不以殷王或王室为中心，其他非卜辞的刻辞也是如此。因此，认定它是殷代王室的档案，是可信的。甲骨文卜辞的文句都很短，而西周出现了上百字、数百字的铭文。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及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甲骨文能比拟的。金文又多讲求押韵。西周较长的铭文都比较注意纪时，显然更利于仔细地记述历史事件。对于认识商周，特别是西周的历史文字，金文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据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最大变化是由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牛耕的普遍应用使得统治者更加注重农业生产，铁制农具的使用也使得生产力大幅提升；同时，因为奴隶社会的没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为教育由原来的奴隶主贵族专门享有变为平民大众都可以参与，这种变化促进了文化发展的空前灿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景象为“百家争鸣”。

——摘编自谭苏的《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材料二   董仲舒改造了儒学，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提出“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表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上天，就是大逆不道。第二、从天授君权说出发，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大力弘扬“君君、臣臣、父父、子于”的等级观念，使这种宗法思想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强大精神力量。

——摘编自周玲《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材料三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又令诸寺递迎供养。……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摘编自【唐】韩愈《谏迎佛骨表》

材料   从秦到清两千多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的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多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断的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的修改不可。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的政治，找出几条大的趋势。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如果说天文学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切入点，那么物理学就是近代科学的核心领域，而近代的各种力学理论和实验又是触发物理学革命的关键。参与这场物理学革命的大师们，从理论到实践，为近代科学奠定了一个全新的传统。

——摘编自江晓原《科学史十五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科学技术视为革命者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重要工具，在西方国家封锁禁运、苏联毁约的困境下，千方百计引进先进科技并促进自主研发，果断地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摘编自董志凯《毛泽东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

材料一   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制完备而严格，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民”。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二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理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