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意，惟太史公能之”。如《李斯列传》开篇，李斯对比厕中与仓中之鼠后大发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刻画出他热衷富贵、狡诈自私、阿顺苟合的卑劣人格。对于李斯的非凡政治才干和显赫政绩——二十年间完成了几代先王未竟事业，又主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外攘四夷等——司马迁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不同于时贤的惊世骇俗之新论，独树一帜。“人皆以斯极忠而被王刑杀”，司马迁则考察相关事实以得出真相：始皇死后，赵高矫诏并劝诱李斯，李斯起初斥责其不忠有贰。但当赵高道出：“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时，李斯就苟合以求自安，并假惺惺地太息垂泪。司马迁点评道：“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摘编自田劲松《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等

材料   蓝鼎元（1678—1732年），字玉霖，福建漳浦县人，历任广东普宁知县、广州知府和内阁一统志馆编修等。1721年，清廷讨论准备把台湾镇总兵迁移到澎湖。蓝鼎元上书说：“台湾海外天险，治乱安危关系国家东南甚巨，其地外则日本、琉球、吕宋、噶啰吧、暹罗、西洋荷兰诸番，一苇可杭；内则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辽阳，不啻同室而居，非若寻常岛屿郡邑介在可有可无间。”清初，虽在台湾设置府县，但认为台湾是海外孤悬之地，不宜“辟地以聚民”。蓝鼎元上书主张鼓励携眷入台，消除单身青壮年给社会的压力；同时从大陆获得大量劳动力，便于台湾的开发。蓝鼎元根据台湾社会的特点，提出广设义学，设立“讲约”；提倡节俭，力禁豪奢；主张严禁鸦片、赌博。当时台湾还生活着土著民族“番人”，蓝鼎元主张严禁“社商”、“通事”欺压盘剥番民，主张减轻番民的徭役、兵役，加速开辟番地，使番民成为清朝的子民。

——摘编自赵靖《简论蓝鼎元的经济思想》等

材料   延安时期，“劳动下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劳动观念滋生蔓延，对人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政策尤其是对土地政策的调整，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边区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出现了一些生产劳动的模范人物，为中国共产党塑造劳模形象提供了重要动力支持。自193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对生产积极分子的奖励和宣传，还相继举办了以工业和农业为主题的制造品竞赛展览会。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等一系列奖励条例。1943年底，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顺利召开，中央领导人亲自为劳模颁发物质奖励，授予奖章、奖状、奖旗、题词等劳模荣誉。1944年底到1945年初，边区第二届劳模表彰大会顺利召开，毛泽东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明确指出劳模具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摘编自赵勇、吴艳《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劳模形象的塑造》

材料   1978年6月，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贸考察组在向中央汇报时分别建议进口装配生产线，搞来料加工；靠近港澳的广东省宝安(即后来的深圳)、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赴西欧五国考察团在汇报中指出西欧五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科技进步，当前这些国家经济萧条，都愿意与中国发展贸易。中央经过讨论后决定，要联系我国实际，吸取国外经验教训，加快发展速度。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设想可以多一点，步子可以大一点。当年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推动努力下，先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22个成套引进的项目合同，总投资额达130亿美元，其中包含了上海宝山钢铁厂的重点投资项目。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材料：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他极其反对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批评心学注重内省、鼓吹“心悟”的为学路径。强调要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认为“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王夫之还指出了读书的目标和原则，“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王夫之特别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表现出了重“行”的倾向。从内在关系上看，王夫之“行可兼知”的观点与我们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出真知”思想具有可通约性。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广博精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曾评价他：“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其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他的治学之道对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摘编自黄卉《王夫之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