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乌兰夫（1906—1988年），蒙古族。1925年9月入党。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古东部盟旗相继沦陷，西部盟旗危在旦夕。中共西蒙工委密切关注局势，1936年2月，由乌兰夫领导，发起了百灵庙暴动。百灵庙暴动被毛泽东盛赞为“草原抗日第一枪”。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内蒙古东西部统一于乌兰夫为主席的自治运动联合会之下。1947年5月1日，乌兰夫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诞生。其后几年，乌兰夫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持续不断地、创造性地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经验，被中央誉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良好榜样”，内蒙古的经验在全国推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摘编自吴向廷《乌兰夫：民族团结统一的典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乌兰夫的历史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乌兰夫能够作出历史贡献的原因。
材料 蓝鼎元（1678—1732年），字玉霖，福建漳浦县人，历任广东普宁知县、广州知府和内阁一统志馆编修等。1721年，清廷讨论准备把台湾镇总兵迁移到澎湖。蓝鼎元上书说：“台湾海外天险，治乱安危关系国家东南甚巨，其地外则日本、琉球、吕宋、噶啰吧、暹罗、西洋荷兰诸番，一苇可杭；内则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辽阳，不啻同室而居，非若寻常岛屿郡邑介在可有可无间。”清初，虽在台湾设置府县，但认为台湾是海外孤悬之地，不宜“辟地以聚民”。蓝鼎元上书主张鼓励携眷入台，消除单身青壮年给社会的压力；同时从大陆获得大量劳动力，便于台湾的开发。蓝鼎元根据台湾社会的特点，提出广设义学，设立“讲约”；提倡节俭，力禁豪奢；主张严禁鸦片、赌博。当时台湾还生活着土著民族“番人”，蓝鼎元主张严禁“社商”、“通事”欺压盘剥番民，主张减轻番民的徭役、兵役，加速开辟番地，使番民成为清朝的子民。
——摘编自赵靖《简论蓝鼎元的经济思想》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蓝鼎元经营台湾的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蓝鼎元经营台湾的主张。
材料一：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攻权。他们彼此征战，部族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宋太祖说：“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宋朝除国有土地即公田外，私人土地的交易只需要办理正常的交易手续。将交易土地的契约向当地政府呈报，得到政府的认可，盖上宫府的印信（这种田契谓之红契），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就算完成了。
——摘编自张云华《中国农地流转问题调查》
材料三：从古至今，谈到“重农抑商”总是将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大部分时间是重农不抑商，农业固然受到重视，但商业也并没有受到抑制，私人工商业一直有充分发展的空间。
——《中国古代真的“重农抑商”吗》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江南经济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朝的土地政策，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负面影响予以说明。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两宋时期商业发展的突出表现。
材料 公元前403年，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居然被周天子命为诸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以现代的视角来看，“三家分晋”是春秋时期社会大转型的结果，韩、赵、魏三家分立后，为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宋神宗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司马光指出：“先是，大夫专国者多矣，未有敢自君者。至是，三大夫始受天子之命，礼之纪纲尽矣。”《资治通鉴》以此为史事评价的准绳，批判三家卿大夫的僭越行为。司马光记载“三家分晋”，其深意为引出对“天子之职”的规谏，系统阐述“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礼之大节”在于君臣之位不可乱，而维护君臣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名器。司马光认为，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专权已久，却不敢擅自逾越君臣秩序而自立为国；周天子却升其为诸侯，实乃自坏长城。
——摘编自刘江《司马光写“三家分晋”的深意》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司马光对“三家分晋”的态度及司马光有这种态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历史事件评价的因素。
材料一 晚清，闽、广、江、浙的水师，虽号称5万之众，但虚冒冗滥，可用者不过数千人，且常居陆上，与陆兵无异。水师战船，最大者仅长11.2丈，宽2丈有余，安炮多不过10门，且年久失修，不堪使用……水师官兵纪律松懈，武备废弛，缺乏训练。广东沿海各营所储炮弹，尚多为康熙年间制造，几乎全部铸蚀，不能使用。鸟枪兵了的射击训练，大多数“一枪不中”或“只中一枪”。而当时英军舰船大者长33.5丈，宽6丈，分三层，安炮72尊，每船可载700余人。英炮射击距离可达10里以外，且可连续施放。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依仗先后出动的28艘军舰（装备火炮约800门）及约80艘其它船只，仅1.5万余人的兵力，竟把拥有近90万常备军的中国打败了。一直到19世纪末，迭起的列强侵华事件中，大多以炮舰从沿海攻入。
——摘编自俞世福《浅析中国近代海防论》
材料二 朝野有识之士，无不攘臂以谈战守，群起筹议防海之策。林则徐在广东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选待劳”的作战方针。魏源认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王韬以为要“整顿海防，制造军舰，演练水师”。丁日昌提出设立“三洋水师，彼此呼应”。郑观应疾呼“精枪炮器械，兴轮船火车电报”“张国成，护华商”“图强与保富相维系”“分省设防不如号令统属”。李元度上疏清廷“简派重臣，总理海军”。马建忠主张设水师衙门，统领各水师，经理七省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防论经历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倡导时期，以冯桂芬、丁日昌、王韬为代表的发展时期，以李鸿章、李元度、马建忠为代表的高潮时期。他们改革海防的思想，也只是兴旺了一阵，随后便走向衰竭。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因宫廷需款而停止，最终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综合摘编自俞世福《浅析中国近代海防论》、刘中民《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军防御范围逐渐从近岸领域转移到利益做关的近海领域。新时期，我国统一“近海”概念为“我国的黄海、东海、南海、南沙群岛及台湾、冲绳岛链内外海域，以及太平洋北部的海域”。随着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海上航运对中国经济有着非同以往的战略意义，赴远海为中国商船护航以及在大洋上保护国家利益成为我国海军发展的迫切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军伟业加速推进。短短10年间，人民海军主战舰艇数量，从十位数向百位数递增，我国海军多次执行亚丁湾护航、赴远海编队训练、对外友好访问等任务，人民海军已从“黄水”走向“蓝水”，从“浅蓝”走向“深蓝”。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命名，这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摘编自周于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军战略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简括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孕育的背景和主要主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海军发展取得的进步。
(3)根据三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现代中国海军发展优于晚清的因素。
材料一 14世纪末，不管是富裕农民还是教士、贵族，都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他们主动要求进入大学、文法学校等机构接受教育。英国的教育在教会人员的保护和垄断下得到保存与延续，并且教会和修道院中收藏着大量完好无损的古典文献。15世纪末，金属活字印刷术传入英国，大量古典文献得以传播。乔叟游学过意大利，把意大利的十四行诗带到英国，其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作品。
——摘编自杨东《浅析14—17世纪英国文艺复兴》
材料二 启蒙思想家深入社会，细心观察，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独立思考展开无情抨击，提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为之进行不息的斗争。他们以人民自居，以宣传群众、启迪民智为己任，为使群众改变旧观念，接受新思想，他们除了出版专门的学术、理论著作外，还出版了普及性的通俗读物，还运用小说、戏剧、诗歌等文艺作品让更多的下层群众了解新观念。因此，不少启蒙思想家都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例如伏尔泰，不仅有哲学著作，还发表了大量的史学著作、文艺小说、戏剧和诗歌，堪称启蒙运动的导师和领袖。这些思想家，常常冒着上断头台、坐牢和流放的危险，为追求正义、向往光明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
——摘编自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者们认为，应该全面地引进西方文化，尤其应该引进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用以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伦理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谓伦理觉悟，最根本的是确立个人独立平等的人格和进取精神，努力用个人主义取代家庭本位，确立以自我为价值主体的文化和社会。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崇尚个性，尊重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不是以现实中的个体人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家庭本位倾向，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使个体失去其主体性。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者还号召国人负起民族、社会、历史的责任，摆脱民族和国别的局限性，用世界眼光观察一切，绝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学习世界其他文明。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英国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与发展的文化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启蒙思想家在行动上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相同之处。
材料：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他极其反对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批评心学注重内省、鼓吹“心悟”的为学路径。强调要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认为“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王夫之还指出了读书的目标和原则，“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王夫之特别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表现出了重“行”的倾向。从内在关系上看，王夫之“行可兼知”的观点与我们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出真知”思想具有可通约性。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广博精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曾评价他：“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其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他的治学之道对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摘编自黄卉《王夫之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
(1)根据材料，概括王夫之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主要思想。(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王夫之读书治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材料 戊戌变法作为应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救亡图存”之策，突破此前只重视“技艺”层面的片面改革，在内政上取范于明治维新，在外交上主张“联合英日”，引起了日本的广泛关注。日本起初对戊戌变法普遍抱有欢迎、赞同态度，尤其对中国在科举、教育等领域引进西方思想与学艺进行了积极评价，除基于本国维新经验同情中国改革外，日本还考虑到当时自身的军备与经济实力尚不充足，中国作为近邻一旦被欧美列强瓜分，日本难免“唇亡齿寒”。中国改革不仅以日为范，且以其为合作对象，对日本而言正是借机实现其东亚盟主之迷梦的时机。日本企图通过支持变法派，驱逐俄国在华势力，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创造机会。
——摘编自王美平《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戊戌变法“突破”的表现。
(2)据材料，分析日本支持戊戌变法的原因及实质。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 地球的面积有限，而列强的欲望无穷。在这个情势下，亚洲人民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其一，是效法列强的武备以自救，代表是日本，以武力自救，“卖灵魂以得邦国”，不是值得我们赞美的；其二，是因不肯效法而沦为列强的奴属，代表是印度；其三，是凭着自己的天才，另去创造一条新道路。衍惶于这两条歧路之间，而又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者，则有我们的中国。
帝国主义在我国所发生的不幸结果，我们都已知道。远者如鸦片战争及它的结果，近者如英国强占威海卫，俄国强占大连湾，德国强占胶州湾。在这丑恶的两条道路外，我们能另想出一条自尊而又能自救的新道路吗？这条新道路是可以找到的，但却不是容易找到的。
——摘编自陈衡哲《西洋史》（1924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日本是通过什么事件得以自救的？同时期中国的地主阶级又是如何自救于民族危机中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例“帝国主义在我国所发生的不幸结果”。（要求写出事件及其对中国社会性质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自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