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巡抚初设之时，主“安抚”天下军民而非主“监察”，“事毕复命，即或停遗”；而明中叶，为适应文官集团势力的扩充和军人集团地位的下降这一新的力量对比变化，巡抚成为介于行省与三司之间新的省级军政长官，明代走出“三司”时代。这一变化反映出（ ）
| A．地方政权运行的集权化趋势 | B．行政权与监察权相结合 |
| C．行省制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 | D．社会主导力量出现下沉 |
| A．争霸战争频繁剧烈 | B．分封制被彻底废除 |
| C．伦理道德日益败坏 | D．社会转型趋势明显 |
材料 西汉至北宋全国人口（户）变化
| 朝代 | 南方 | 北方 | ||
| 人口（户） | 占全国户口比例 | 人口（户） | 占全国户口比例 | |
| 西汉 | 2470685 | 19.8% | 9985785 | 80.2% |
| 唐朝 | 3920415 | 43.2% | 5148529 | 56.8% |
| 北宋 | 11240760 | 62.9% | 6624296 | 37.1% |
——据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
材料二 据统计，北宋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占95.2%，北方诸路仅占总数的4.8%，这种悬殊局面引发了南北政治矛盾。元朝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制度后，将考生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在乡试会试中，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试二场，内容比较简单，汉人、南人试三场，内容则相对深一些。元朝规定全国选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人。元朝采取的是种族与区域配额相结合的取士政策，具有民族歧视色彩，但也是考虑到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作出的规定，这种区别南北汉族士人的做法是后世科举实行区域配额的开端。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至北宋人口变化的趋势，并简析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朝科举制改革的内，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 轻工业和重工业占合计总产值的百分比（合计总产值=100）
| 年份 | 轻工业 | 重工业 | 备注 |
| 1949 | 73.6 | 26.4 | 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 |
| 1952 | 64.4 | 35.6 | |
| 1957 | 51.7 | 48.3 | |
| 1957 | 53.1 | 46.9 | 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
| 1962 | 46.5 | 53.5 | |
| 1965 | 50.4 | 49.6 | |
| 1978 | 42.7 | 57.3 | 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
| 1979 | 43.1 | 56.9 | |
| 1980 | 47.0 | 53.0 | |
| 1981 | 51.5 | 48.5 | |
| 1981 | 51.4 | 48.6 | 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几年的数据提炼轻重工业占比的变化趋势，并予以说明。（要求：趋势明确，持论有据，说明充分，表达清晰）
| A．农村治理实现重大变化 | B．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加强 |
| C．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 | D．对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探索 |
注：1853年厘金制度建立，由地方政府在水陆要道设关卡对来往货物征收一定的货物税
| A．折射出清政府权力结构的变化 | B．旨在增强地方政府的能动性 |
| C．瓦解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基础 | D．促进了农民赋税负担的减轻 |
材料一 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从西汉至清代的各朝帝王，都没有摒弃分封诸侯、屏护中央、面南为天下共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汉民族长期保持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于是不断增强了自我优越、惟我独尊意识，并产生了华夷观念，把周边民族或国家都视为落后的蛮夷。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他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
——摘编自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二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列强强大的武力逼迫下被迫实行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既是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转变，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国际社会也逐渐认可了中国的存在，如：1920年初，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利形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顾维钧被推选为国际联盟理事会理事长，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是共和国初建、美苏“冷战”激烈进行、新中国尚属孤立的复杂国际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加迫切，这是艰难局势造就的新中国外交使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明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定性了中国外交注重国内发展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外交使命，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这一使命最好的实践。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民族复兴于是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使命。
——摘编自白卫东、刘常喜《峥嵘七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外交体制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外交的发展趋势，并进行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指出新中国外交使命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
| A．经济发展的水平 | B．选官制度的革新 |
| C．社会变革的深度 | D．地理位置的优劣 |
材料一 以血亲为基础的埋葬制度、礼制及精神信仰、祖先崇拜及祭祀礼仪，与血缘组织密切相关的家族政治，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底色，且最终完成对中国早期区域文明整合的主体还是中原文明。首先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夏朝文明）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东周时期列国争雄，同时又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文化上反倒有深度的互动交融。秦汉帝国则完成了中国八大核心文化区的政治统一、并持续扩展到周边更广大的一些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摘编自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等
材料二 周朝建立后，以血脉等亲疏关系为纽带，分封了数量庞大的诸侯国，在周礼和周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形成了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族雏形。至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族群大迁徙、大流动、大融合的高潮。蛮、夷、戎、狄在中原诸国的争霸战争中纷纷向中原地区汇聚，与华夏族渐成杂居状态。随着族群融合的深化和文化认同的扩大，各大诸侯国均自奉为华夏正统，这就造就了诸侯领土的总和即为华夏疆域的共同认识。
——摘编自刘再营《周人、秦人与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早期文明发展所呈现的特点。(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原因。
| A．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危机 | B．革命统一战线壮大的原因 |
| C．中共得以立足东北的缘由 | D．国共力量消长变化的趋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