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初，随着晚清修律运动的开展，国内出现了学习西方法学的热潮，具体表现为大批青年分赴东西方学习法政，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法学传播的主体力量。
纵观近代法科留学的历史，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874—1895年）法科留学处于初始的无意识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各省都没有有计划的派遣活动，但出现零星自费习法者，福建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赴欧留学生及在事人员中有少数接触西方法制或接受专门法律教育。第二阶段（1895—1911年）法科留学蓬勃发展，表现为中央提倡，地方响应，法政留学一时成为变法求才的首要途径。各种官费、公费、自费生分赴东西肆习法律、在职官吏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学术、亲贵子弟建习政法以固国本。其中，留日生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三阶段（民国以后），法科留学整体步入平缓发展的轨道，再未出现清末习法的汹涌热潮，留学运动向欧美国家扩展，法科留学呈现出日、美、欧同步发展的趋势。
据有关学者估算，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科留学生大约有4500名留学生归国后多任职于法律院校或司法行政部门，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群体。自清末新政开始，近代中国立宪运动迭起，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迫在眉睫，独特的历史环境为法学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们在工作实践、教学研究中必然地传播法学知识、促进学术生长。
——裴艳《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
(1)根据材料，概况近代法科留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别说明造成法科留学三个阶段变化的原因。
两税法是在计丁征税无法进行的情况下的合理的财政税收法。自北朝以来，历代朝廷都实行均田制，因而社会上有大批自耕农存在。这批有田产的自耕农是国家租庸调的主要承担者。但自安史之乱后，地主庄园无限制的发展，使大批自耕农成为依附农民，计丁征税的租庸调制就无法再进行下去。生产和所有制的这种显著变化自然会制约分配机制相应的变化，所以按田亩、资产收税的方法便愈来愈流行。两税法的施行实际上是封建政权在土地日益集中的形势下，对社会产品再分配所进行的一次全面调整，是社会经济急剧发展变化在财政制度上的必然反映。它将过去的按丁征税，基本上改变为按资产、田地征税，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某些变革而产生的新税法。
——齐勇锋等《盛衰交替之际的冲突与奋起》
根据上述材料，从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分析唐代社会赋税制度演变的主要趋势。
行政中枢是王朝行政的核心，是中央集权加强的关键所在。从秦汉到明清，行政中枢制度处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
| 时期 | 中枢机构设置 | 权力配置 | 演变趋势 |
| 秦朝 | 建立以丞相府为首的行政中枢 | 从总体上看，历代中央行政中枢制度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重要演变阶段。其总体趋势是削弱宰相权力，加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 | |
| 西汉 | 中朝决策，外朝执行 | ||
| 东汉 | 尚书台掌决策和行政 | ||
| 魏晋 | 三省共同辅助决策，行使权力 | ||
| 隋唐 | 中书省处于更加核心地位 | ||
| 宋 | 枢密院、三司分割相权 | ||
| 元 | 中书省总理政务 | ||
| 明 | 内阁作为行政中枢 | ||
| 清 | 军机处作为行政中枢 |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成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那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成、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兴起的历史背景并概括这一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遭到破坏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1887~1936年间，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60%以上，在近半个世纪里比重仅仅下降了5.13%；期间，服务业比重略有下降，工矿交通运输业有所发展，其比重增加了5.43%。到1949年，农业占到了国民收入的68.4%，而工业仅占12.6%。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0%，工业占30%。在广大农村，拥有1~10亩土地的贫农占农户总数的44%，加上拥有10~30亩的少地户，合计占农户总数的68%，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改变。
——摘编自邹晓娟《近代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回眸与反思》
材料二 下面是中国1978~2008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图。
——摘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周期的回顾》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中国产业结构的状况。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因素。
材料 唐宋知识分子的休闲文化
| 唐朝 | 宋朝 |
| 在休闲方式的选择.上，文士群体中盛行一些富有激情和活力的活动，如打毯、射猎、舞剑、歌舞宴饮、户外游赏等。休闲文化主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阶级仍然是休闲的绝对主体。集体性的宴饮、游赏、节日狂欢较为普遍，如一年一度的曲江游宴。文士热衷于参与群体性的休闲活动，视野多关注公共事业和公共领域，休闲目的大多与自身的政治事业前途息息相关，参与休闲活动多为自发、外放的形式。士人欣赏牡丹，如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 士大夫对休闲活动的选择，偏向文弱、静态的休闲方式，如棋类、投壶、捶丸等。休闲文化的主体逐渐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士大夫偏爱室内静娴雅致的休闲方式，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成为生活中“四般闲事”。士大夫已从群体性的休闲活动中抽身出来，将视角更多的凝聚到自身，更多关注私人休闲领域。大部分士人有了自觉的休闲意识，即便是聚集，也是一群志同道合之人进行精致休闲的聚会，以此寻求知音，切磋文艺。士大夫赞赏梅花、莲花，如王安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
——摘编自肖潇《从文士到士大夫演变看唐宋休闲文化变化趋势》
结合时代背景对唐宋知识分子“休闲文化”的演变进行合理解释。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 进城生活满意度占比 | 14%很满意 | 62%基本满意 | 21%不满意 | 3%很不满意 |
| 满意的主要原因占比 | 38%认为收入高于种田 | 34%认为可以接触新事物 | 21%认为利于子女教育 | 7%认为生活好于农村 |
| A．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生改变 | B．农业产值呈现不断下降趋势 |
| C．市场经济改变以往生活习俗 | D．择业情况折射价值取向变化 |
| A．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传承 | B．阻断了儒学世俗化趋势 |
| C．推动了造纸技术的革新 | D．反映了佛教文化的普及 |
| A．民族交融趋势的加强 | B．儒学始终受高度重视 |
| C．市民文化的日益流行 | D．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