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实际上“选举”一词很早就被使用，古代选举兼指选士与选官，如三代（夏商周）就已存在的“乡举里选”，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朝开创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考察、培养、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它透露着机会平等性、选拔人才的一切以考试为尺度的客观性、组织考试的独立性、社会的稳定性和考试内容的标准化等。这在当时情形下确实难能可贵，由于“家天下”观念和伦理道德，很多被委任的官吏即使不是由人民投票产生的，也能为官清廉公正。这种制度至少给很多平民“布衣”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因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官吏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
材料四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五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六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
材料七 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壅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学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渙达意，常得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卷下记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材料八 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九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十 唐德宗接受了杨炎的建议，便在建中元年公布了这一新税法，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结束了以前赋税制度繁杂混乱的状态。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新的税制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商人也要在所经商的郡县纳税。在实行的当年，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纳税户由一百二十三万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全年征收的税钱由一千二百多万贯增至三千多万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整理自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隋唐五代史》
材料十一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路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科举制产生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初期三省制指哪三省？各自分工如何，并分析三省制作用。
(5)根据材料五，唐代的丞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什么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材料六所述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哪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结合材料指出，唐初君主的权利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据此，唐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根据材料七概括三省制实际运行中的调整及其对三省制产生的影响。
(6)根据材料八结合所学，指出“正式确立均田制”发端于中国古代史上哪一重大改革？并简析“庸”的含义及作用。
(7)根据材料九，结合所学，扼要说明唐代户籍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析租庸调制“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的原因。
(8)写出材料十“新税法”的名称，并依据材料十概括这一新税法颁布的积极作用。综合材料九、十，指出从北魏到唐德宗年间征税主要标准发生的变化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呈现的态势。
(9)根据材料十一，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近代科学救国思潮最早可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洋务运动时期魏源的主张得到了初步实践。1905年康有为首倡“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此后，科学救国的呼声开始稀疏的出现于报刊杂志。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渐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救国口号。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创立及其《科学》杂志的刊行，是科学救国思潮形成的标志。五四时期，科学救国思潮渐成为一种具有相当社会基础的思潮，成为鼓舞青年献身科学的口号，该思潮逐渐理论化、系统化，影响也更为深远。 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救国思潮向纵深发展，扩大到社会各层面，在更为深远的范围内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
——《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研究》
材料二：50年代以来对“科学救国思潮”的研究简况
| 时期 | 整体情况 | 学者文章举例 |
| 1950—70 年代初 | 很少有专门论述的文章。 | 无 |
| 1970年 代后期 | 研究评论的出发点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多持批判、否定态度，将其视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甚至当作反动的思想进行抨击。 | 1976年《“科学救国”是什么货色》 1976年《“科学救国论”就是投降卖国论》 1976年《科技工作者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 1978年《张春桥为什么要挥舞“科学救国”这根五十年 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大棒》 |
| 1980—90 年代 | 摒弃评价人物公式化、论说事件政治化的研究模式。研究思路更开阔，研究方法明显进步。对科学救国思潮所包含的积极成分予以充分肯定，对科学救国论者的思想和言行重新审视。 | 1983年《重视科学与“科学救国”》 1987年《应该重新评价“科学救国”的思想和口号》 1989年《近代“科学救国”思想的源流和评估》 1993年《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潮的再认 识》 1996年《科学救国思潮考略》 |
| 21世纪 后 | 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有学者尝试对科学救国思潮的理论体系及其思想价值等问题进行考察，由此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研究成果。 | 2003年《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的社会影响》 2004年《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思想演变的思考》 2004年《论科学救国理论的体系结构及其价值》 2005年《科学救国论的特征及现代价值——以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为例》 |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科学救国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建国以来学者对科学救国思潮研究的总体变化趋势。
材料 20世纪初，随着晚清修律运动的开展，国内出现了学习西方法学的热潮，具体表现为大批青年分赴东西方学习法政，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法学传播的主体力量。
纵观近代法科留学的历史，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874—1895年）法科留学处于初始的无意识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各省都没有有计划的派遣活动，但出现零星自费习法者，福建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赴欧留学生及在事人员中有少数接触西方法制或接受专门法律教育。第二阶段（1895—1911年）法科留学蓬勃发展，表现为中央提倡，地方响应，法政留学一时成为变法求才的首要途径。各种官费、公费、自费生分赴东西肆习法律、在职官吏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学术、亲贵子弟建习政法以固国本。其中，留日生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三阶段（民国以后），法科留学整体步入平缓发展的轨道，再未出现清末习法的汹涌热潮，留学运动向欧美国家扩展，法科留学呈现出日、美、欧同步发展的趋势。
据有关学者估算，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科留学生大约有4500名留学生归国后多任职于法律院校或司法行政部门，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群体。自清末新政开始，近代中国立宪运动迭起，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迫在眉睫，独特的历史环境为法学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们在工作实践、教学研究中必然地传播法学知识、促进学术生长。
——裴艳《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
(1)根据材料，概况近代法科留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别说明造成法科留学三个阶段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二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中原，直到魏晋以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学的衰微，以及佛教关于“来世”的许诺，更容易使在长期动乱中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产生出幻觉而皈依到佛门之下。自东晋十六国以后历代君主的提倡，则更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与此同时，道教也在传播。东汉末年，道教成为起义军的信仰宗教，两晋之际，葛洪对道教进行改造，提出道儒结合，宣扬服食炼丹、延年益寿之术，符合大族官僚的需要。
——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东汉后期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 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 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 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 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 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据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材料四 （范缜） 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浮屠害政，桑门蠹俗（浮屠和桑门指佛教）……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堕游，货殚于泥木。
——《梁书•范缜传》
材料五 韩愈从财赋方面指出僧道浪费了封建国家的财富；从封建伦理方面指出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他通过总结历代皇帝如梁武帝等崇佛祸国亡身的史实，认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韩愈传》）；他不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大胆地声称“佛如有灵，能作祸焉，凡有殃咎，宜加原省”，（《原道》）。
韩愈模仿佛教的传法世系，编造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该道统由尧开其端，一直传到孔孟，与佛老的“道统”不同，而在时间上更早，且更具正统的权威性。韩愈以孟子之后儒家唯一的道统继承人自任。韩愈还在《原道》中指出了儒家“道统”的具体内容，这就是孔孟所讲的仁义道德。“道统说”的提出，为封建伦理纲常的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得以重新确立。
——摘自周晓光《中国传统文化史》
材料六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主题二 三国至隋唐的文学、艺术和科技
材料七 唐代儒学较多地吸取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盛行于唐代的佛教，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从天竺引进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璧的天台宗等。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张国刚《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等
材料八 唐代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以往各代。仅《全唐 诗》所录就有两千三百多人，近五万首诗。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空前的。……它有丰富的社 会生活内容，也有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的画面。……在艺术上，唐诗也达到高度成熟的境地。 除李白和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白居易、韩愈、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各自具有独创的风格，在诗歌史上形成了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使 我国文学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
材料九 张旭，字伯高，唐代书法家。张旭嗜酒，醉后呼叫狂走，乃下笔，或用自己头发蘸墨来写，醒后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时人称之为“颠张”、其书被称作“狂草”。张旭的草书脱胎于魏晋风流儒雅和飘逸敦厚，用笔较粗，形象深得横壮之势、线条厚实饱满、结构多变；虽然其字奇怪多变，但仍合乎法度，其《千字文》《肚痛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变化起伏跌宕，有如音乐之旋律。唐初诗人高适曾赞誉张旭深得魏晋玄学“弃彼任我”的超脱境界，其书法达到了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高度。唐代中后期的韩愈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立场上以肯定张旭的书法为手段对释家的高闲书法问难。在他看来，一个“四大皆空”和尚不具备“利害必明”“利欲斗进”的条件，一切归于淡泊就不可能产生激情，没有激情，任凭高闲怎样纵横挥扫，也将只有空洞的形式，而无真苦、真乐、真泪的精神内容，也就无所谓书了。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
主题三 中外文化交流
材料十 隋唐是中华对外交流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前代。经由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与文化的碰撞，中华文明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雄姿。隋唐统一之后，汇聚南北内外多种文化，融合创新，成为光芒四射的世界文化中心。周边各国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深刻渗入日本、朝鲜和越南，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也被称为“中国文化圈”。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十一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拜火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十二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试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基础测评*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从汉至唐儒学地位的变化。
(2)依据材料二，概括佛教与道教流行的主要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晋之际儒学信仰危机出现原因，并简析玄学兴起的意义。
(4)依据材料四、五，概括范缜和韩愈二人反佛思想的相同点，并指出韩愈思想的新内容。
*能力提升*
(5)依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至隋唐儒学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6)依据材料七概括唐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7)依据材料八概括唐代诗歌艺术成就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促使唐代诗歌艺术成就斐然的主要因素。
(8)依据材料九及所学知识，概括张旭书法的艺术特点及成因。
(9)依据材料九及所学知识，简析韩愈肯定张旭书法价值的社会背景。
(10)依据材料十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中国文化圈”形成的主要原因。
(11)依据材料十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表现，并指出唐朝对外开放形成的条件。
*历史纵横*
(12)根据材料十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
材料一
【图1 春秋初期的诸侯国】
【图2 春秋后期的诸侯国】
【图3 战国时期形势图】
材料二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后者相对华夏族被概称为“夷”，具体又有夷、蛮、戎、狄等名称。西周时期，华夷之争比较激烈，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楚国也不再被视为蛮夷。最终到秦汉以后形成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主题二 经济发展
材料三
| 时间 | 生产工具 | 经营方式 | 农业技术 |
| 西周 | 耒、耜、镈、铚等，绝大部分用木石、兽骨和蚌壳制成 | 公社农民聚族而居，集体劳动，“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 | 在耕作、灌溉、施肥、选种、选种、除虫等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技术知识 |
| 战国 | 耒、耜、犁、锄、铫等铁制农具，牛耕推广 | 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瓦解，小农经济盛行 | 深耕技术普遍推行，施肥、选种等技术进一步发展，修建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等 |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整理
材料四
材料五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商业发展，固定的贸易场所逐渐出现。这改变了原来商人在野外谋取利润的现象。由于商人的频繁往来和商业运输的发达，一批作为手工业中心和农副产品集散地的工商业城市勃然兴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风气逐渐向整个社会渗透，大量的人不避“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交流四方物产，其中一部分人还参加政治活动，从而产生由大中小商人组成的独立商人阶层。
——摘编自熊林《浅谈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六 末作奇巧（指商业、手工业）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意为工商业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需）。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春秋）管仲《管子•治国》
主题三 孔子、老子与百家争鸣
材料七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的产生和发展。
——据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八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袁行霈、严文明等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九 A.治大国，若烹小鲜。
B.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源）清则流清，原（源）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
C.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
D.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材料十
主题四 变法运动
材料十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这得益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当时流行“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公元前685年齐国“相地而衰征”，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围绕“争霸”战争的需要，诸侯国们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改革。经过改革，公室宗族逐渐衰亡，卿族甚或平民贵族势力增强，这些都为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思潮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
——摘编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十二 战国初期，秦国虽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优势，却是华夏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当时地处中原的国家都以“戎翟”这个贬义词来称呼秦国。
商鞅确定的改革方略是：首先，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在战争中有立足之地；其次，只有改革落后的制度，秦国才能强大；再次，只有摧毁落后和保守的秦国宗氏制度，改革才能进行。为此，商鞅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农耕、军功、法治、集权四大方略。具体而言就是以重农主义为取向的农耕政策，以国家主义为取向的集权政策，以平民主义为取向的军功政策，以法治主义为取向的以法治国方略。
商鞅新法推行10年，使秦国从原来的“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变成“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摘编自叶自成《商鞅的创新精神与秦国对大国的超越》
材料十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完成了社会的转型。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仍然是血缘社会，在此之后虽然仍有浓重的血缘色彩，但转向了地缘社会；在此之前是封建诸侯、贵族分权的时代，在此之后是专制独裁、皇帝集权的时代……中国自夏朝以来的四千年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两大阶段之间的转型时期。
——摘编自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基础测评*
(1)根据材料一的三幅形势图并结合所学，概括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变化及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关系的重要变化。
(3)依据材料三概括西周至战国时期农业发展的趋势，简要分析其影响。
(4)材料四中蕴含了哪些时代信息？
(5)根据材料五，概况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6)据材料六，分析春秋时期管仲调整经济政策的理由。
(7)根据材料七、八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百家争鸣产生的历史背景。并概括其性质。
(8)依据材料九，依次回答材料中涉及哪些先秦时期的思想流派，并概括出他们的治国主张。
(9)依据各学派的思想主张及所学, 概括“诸子百家”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10)依据材料十中的图，归纳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在地域分布上的特点。结合所学，归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意义。
(11)根据材料十一，概括说明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中经济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1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
(13)据材料十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在“农耕、军功、法治、集权”四个方面所推行的具体举措。
(14)据材料十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商鞅变法使秦国走向富强的主要因素。
*能力提升*
(15)根据材料，归纳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的因素。
*历史纵横*
(16)根据材料十三，归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前后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 A．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 B．中国与欧、日关系正常化 |
| C．美国孤立政策的失败 | D．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 |
| A．道家学说被彻底摒弃 | B．国力强盛和经济文化繁荣 |
| C．诸侯王公然对抗中央 | D．加强中央集权的现实需要 |
| A．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 B．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
| C．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 | D．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 |
| A．实现了对西南边陲的垂直管理 | B．反映出当地民族融合趋势加强 |
| C．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意识 | D．利于稳定西南边地的社会秩序 |
两税法是在计丁征税无法进行的情况下的合理的财政税收法。自北朝以来，历代朝廷都实行均田制，因而社会上有大批自耕农存在。这批有田产的自耕农是国家租庸调的主要承担者。但自安史之乱后，地主庄园无限制的发展，使大批自耕农成为依附农民，计丁征税的租庸调制就无法再进行下去。生产和所有制的这种显著变化自然会制约分配机制相应的变化，所以按田亩、资产收税的方法便愈来愈流行。两税法的施行实际上是封建政权在土地日益集中的形势下，对社会产品再分配所进行的一次全面调整，是社会经济急剧发展变化在财政制度上的必然反映。它将过去的按丁征税，基本上改变为按资产、田地征税，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某些变革而产生的新税法。
——齐勇锋等《盛衰交替之际的冲突与奋起》
根据上述材料，从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分析唐代社会赋税制度演变的主要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