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国”之取代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帝国”，是中国近代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变化。它打破了历代王朝的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因而也触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跃进。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这以前，中国人民也发生过多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行动，可是它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只有较少人参加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它所牵动的社会面如此之广，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意志，使反动势力张皇失措。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
材料三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从法律上实现“民国”取代“帝国”的措施。“民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无古人的变化”，请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加以说明。(2)据材料二指出五四运动以前的政治行动有何缺陷？与之相比，五四运动又具有了哪些新的特点？
(3)结合所学知识，如何理解习近平所说的：五四运动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材料一 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材料二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做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最激烈的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会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败。
——摘编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材料三 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根据党和红军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集中解决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上写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郑广谨等著《中国红军长征记》
（1）结合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概括当时党内在探索革命道路上存在着何种分歧，并分析产生原因。
（2）结合材料三及所学知识，概括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特点。
（3）结合三则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中国近代早期主要民族企业一览表
| 企业名称 | 地点 | 资本 | 雇工 | 所用机器或产量 |
| 继昌隆缫丝厂 | 广东南海 | 1万元 | 700人 | 使用蒸汽动力 |
| 贻来牟机器磨坊 | 天津 | 7万元 | 10人 | 机器磨面 |
| 通久源轧花厂 | 宁波 | 5万两 | 400人 | 新式轧花机40台 |
| 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 | 广州 | 15万两 | 每周产纸40吨 | |
| 燮昌火柴公司 | 上海 | 5万两 | 800人 | 日产火柴50箱 |
——摘编自林丙义《中国通史》
材料二：从1953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步入了工业化的初创阶段，从而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其突出的特点是实施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依靠国家的整体力量启动工业化进程，以国营经济为主体，以此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摘自石建国《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道路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述评》
材料三：我国前30年的工业化推行的是粗放型、封闭式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这时期的工业化的推进，主要靠计划机制、政府主导，较少利用市场机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战略开始转换。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转变为有重点的协调发展战略，尤其是注重发展农业、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一时期工业化的非常重大的特征是前30年几乎停滞不前的农村工业化的迅猛推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摘编自谭险峰、龚亚香《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比较分析》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近代早期民族企业的特点。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建国初期确立“以重工业为中心”工业化道路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工业化道路发展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材料一 宋神宗曾说：“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立法不足以尽事，非事不可以立法也，盖立法者未善耳。”宋代的“祖宗之法”作为根本性的治国原则，本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己定，物有其常”的精神，在行政管理上充分运用了制衡原则，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各自行使独立职权，突出了国家政务的核心内容，职权与事权明确集中，官员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同时，“祖宗之法”也有深刻的负面影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问题、强敌当前收武将兵权的问题等，无不与宋代遵循“祖宗之法”的立国之策有密切联系。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共理”“共治”，本质是通过士大夫、借士大夫的能力来治理天下。政治的主导权掌握在帝王手中，朝政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这种状况在11世纪前期的北宋发生了深刻转变。
宋代士人们在谈及国家的政治取向、制度原则时，秉持“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使君不陷于非义，父不入于非道。君有不义，不从也，而况于权臣乎！父有不义，不从也，而况于他人乎”的原则，认为“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士大夫以“公议”“天道”为旗帜，作为制约君主的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宋太祖曾对臣僚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成为君臣双方共同承认的原则——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政治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它对宋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