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与灌溉技术使农业生产力极大提升，既有生产关系成为桎梏，公田抛荒、私田大量开垦的制度性矛盾大量出现。承认土地实际控制、废除使用限制、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名田制等改革出现，引致土地私有化，支撑稳定的农业生产进而成为增强国家实力和实现军事扩张的基础。土地由封建领主世袭转向新型的封建地主私有。
——摘编自张秀智等《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改革逻辑》
材料二 1992年7月，邓小平重申：“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变革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农业“两个飞跃”的共同目标及各阶段目标。
材料一 1805年1月俄国戈洛夫金使团抵达中国边境城市库伦，开始访华活动。双方在礼仪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清政府逐于2月将使团驱逐出境。
对此，学者费正清指出，“扩展对华贸易是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的主要目的，清政府传统的朝贡体制是导致使团铩羽而归的直接原因。”学者朱立春认为，“此外交事件对俄国来说不过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败，却奠定了日后俄罗斯在远东对华外交战略上的胜利。对中国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外交战术上的胜利，却埋下了日后对俄外交战略失败的种子。”
——摘编自陈开科《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
材料二 中国代表团于2023年9月10日-12日出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办的第八届东方经济论坛。
问：中方对此次论坛有何期待? 中方谁将出席论坛?
答：东方经济论坛是中俄远东开发合作的一个新的重要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张国清副总理将率团出席论坛。中方愿积极参与俄罗斯远东开发进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同俄方加强合作，发挥互补优势，深挖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毗邻地区共同发展。
——中国外交部就东方经济论坛将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等答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内容，对这一外交事件进行合理阐释。
(2)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材料一 史料1
史料2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迁移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抗战期间，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的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他指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他指出，运动战、游击战是主要的战争形式，要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他还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论持久战》等
材料二 基于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国民党认为，持久战战略分为防御和反攻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应着重于防守，依靠现有军队，多线设防，“固守阵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拖延战争，以待国际列强的干涉，这是“抗倭胜利唯一要诀”；第二期则采取决然进攻态势。
——摘编自尹艳辉、栾雪飞《试析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持久战略》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抗战战略的异同。(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评析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战略主张。
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考古发现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简称《诏条》）内容和儒家典籍《礼记·月令》所载基本一致。《诏条》到达西北后，被地方官员书写在交通要道——悬泉置的泥墙上加以宣传。同时，朝廷专派和中（仲）为使者，督察《诏条》在敦煌一带的下达、执行情况。
——摘编自陈业新《中国环境史中的儒家生态意识》
材料二 《大清会典则例》载称，乾隆七年诏云：“《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不独以农事为先务……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如果园圃、虞衡、薮牧之职以次修举，于民生日用，不无裨益。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急讲……督抚大吏身任地方，所当因地制宜，及时经理……俾地无遗利，民无余力……至于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应行禁饬。”
——摘编自陈业新《中国环境史中的儒家生态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生态保护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乾隆时期面临的问题及其措施。
材料一:1949-1956年中国农、轻、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比变化情况表。
占比（%） | ||||
年份 | 农业 | 工业 | 轻工业 | 重工业 |
1949 | 70 | 30 | 22.1 | 7.9 |
1952 | 56.9 | 43.1 | 27.8 | 15.3 |
1956 | 48.7 | 51.3 | 29.6 | 21.7 |
材料二：“一五”计划关于工业化建设的总体设想是：基本完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同时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的新工业基地建设，进而推进全国工业的发展。……从投资的分配看，694个投资项目中有472个放在内地，其余222个大部分放在东北。沿海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大项目。
——以上材料均据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50-1956年我国经济成分的变化，并分析上述变化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一五”计划关于工业化建设总体设想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犁是中国传统农具中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在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极力推行井田制，形成耒耜、沟洫、耦耕相结合的农业形态,从而使奴隶有机会在一起开发新的耕垦农具,创制了青铜犁。随着铁犁与牛耕的使用,突破了井田制的藩篱，导致了封建地主制的建立。农业生产主要是由个体农户经营的,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比较高,他们对自己使用的农具进行改进,并发明了新的农具。新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在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发明、创制出来的，并在那里推行开来。北方更适合直辕犁等形制犁的使用，而南方水田更适合曲辕犁的使用。随着金属铸造技术的成熟,工程技术和制造技术水平的进步，以及人们对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认识的提高和相关知识的不断积累,人们将其应用到农具的发明和创制过程中。
——摘编自胡泽学《试论中国犁耕技术进步的推动力》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配备水平有很大进步,农业机械总动力从以前的不足 1亿千瓦提高到现在 10 多亿千瓦;联合收获机数量从 1.9 万台提高到 190 多万台，使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能力显著提高。在智能农机装备上,中国建立了农机北斗导航与智能测控信息应用平台，研发应用了智能 LED 植物工厂技术,创制了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药技术与装备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农业机械化能够促进现代工程技术与农业融合,实现应用前沿技术对农业的生产、农产品加工、储运、流通及农业资源环境等整个农业产业链与产业群进行改造和重构,更加合理地配置农业资源,推进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这样,才能够实现节水、节油、节肥、节药和节种,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获得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摘编自何璇《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中国犁耕技术发展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以在籍京官名义奉诏举办团练。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逃至上海，筹划“会防局”，后入李鸿章幕府，留意经世之学，重视研究西学。1861年10月著成《校郊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主张“采西学”和“制洋器”，强调“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聿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别一强而可弭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即中外生灵之福”。次年，他将该书寄给曾国藩。《校邠庐抗议》最早发表于光绪二年（1876年）则本《显志堂稿》卷十、卷十二，共计22篇。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冯桂芬个人生平经历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冯桂芬撰写《校邠庐抗议》的原因。
材料 日本在6世纪末部民制出现危机，起义斗争频起。646年孝德天皇即位后颁布《改新之诏》，一场向“法式备定”的大唐帝国全面学习的社会变革运动——大化改新，全面展开。废除世袭氏姓贵族制度，仿效唐朝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包括：召集群臣盟警“天覆地载，帝道唯一”，确立中央集权行政改革指导思想；在中央仿效唐朝三省六部制实行“八省百官”制，在地方仿效唐朝州县制实行“国郡里”制。废除贵族土地私有制和部民制，仿效唐朝推行班旧制和租庸调制。政府先将贵族手中的私地和私民变成“公地”和“公民”，以此为基础推行类似唐朝均田制的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政府每隔6年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奴婢为“公民”的三分之一；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班田农民负担租庸调：受田每段缴纳租稻2束2把；每户缴纳庸米5斗，庸布1丈2尺。军事上中央设五卫府，各地置军团及镇守府等。仿中国唐朝府兵制，正丁中轮服兵役，战时作战，平时农耕。“以唐为师”的日本，封建社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中日之间的关系密切，中日人民长期友好地往来。
——根据孙立祥《日本三次社会转型及其历史启示》，刘明翰、陈月清《论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对日本及东亚的影响》等改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大化改新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大化改新的特征及影响。
材料一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敦煌文化成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交汇融合的结晶。“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就是一个缩影……通过丝绸之路，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实现了交流和对话；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不同文明实现了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摘自新华网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并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并不只是单向的西学东渐，与之相伴相随的还有一个中学西渐。葡萄牙在租借澳门后，中国产品如丝绸、陶瓷、茶叶等，更多地输往欧洲。一些传教士推介孔子思想的同时，将儒家经典如“四书”及《周易》《书经》《孝经》《诗经》《札记》等翻译为西文出版。葡国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华帝国志》，全面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和思想史等方面的情况。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四卷）》与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敦煌文化成为四大文明交汇融合结晶的原因及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