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印度独立后追求民族自主性，成为一个市场封闭的国家，片面强调重工业的战略引发粮食危机、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他们认为，其经济困难和危机的症结就在于国家干预过多，国有成分太高。因此，1980年以后逐渐实行经济自由化，对原有的混合经济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具体包括：扩充私营企业的经营领域，放松对垄断财团的控制；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行部分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减少财政开支，精简政府机构，改革税收体制，降低财政赤字；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外资；降低关税税率，对出口加工区和出口企业给予特殊优惠等。这些改革推动了印度经济发展，但印度缺乏有力、稳定的中央政府，政治领袖们一直没能克服党派利益的局限性，政治的不稳定影响了经济改革进程。

——摘编自孙培钧、华碧云《印度的经济改革：成就、问题与展望》

材料二：下表1是1980—1999年中国与印度GDP年均增长率比较

下表2是1999年中国与印度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摘编自小岛真《印度经济改革的成果与课题——与中国之比较》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材料：史料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安徽省庐州府（今属合肥市）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清末重臣。李鸿章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是晚清社会的重要人物，对晚清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影响深远。通过对其留存的相关史料进行研究，更能清楚地了解认识李鸿章。下表是研究李鸿章的部分相关史料。

——整理自《中国近代史料在近代史研究中的运用》等

材料一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的出现和形成是诸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不仅能够兼容并蓄，综采汉魏南北朝以来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制度文化并加以融通运用，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使之更加完善，更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而创造出了更为发达、灿烂的文明。

材料二   唐初，面对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严重分歧，政令难以得到顺利贯彻的问题，朝廷设立了政事堂制度，每遇到需要颁下诏敕的时候，就先由中书省和门下省会同其他必要人员在政事堂举行联席会议（后改为“中书门下”），并在政事堂后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以对口分理各项行政事务。包括皇帝诏命在内的一切政令，必须经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方能生效颁行。随着盛唐时代政事堂工作重心向分理行政倾斜，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正式在皇宫内设立了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主要负责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并承担起了参与决策机务的工作。此后，宋辽夏金元明清各朝都设有翰林学士或学士，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材料一   早在1800年以前，英国的矿山已经使用“铁路”（铁轨），马拉的货车将煤运到运河或者海边。1829年，火车在新建成的铁路上行驶，16英里的时速令人印象深刻，用机车牵引比用马力牵引可节省经费百分之三十。到1835年底，议会相继通过了五十四项各式各样的铁路条例。到19世纪中期，通车的铁路高达五千英里。

——摘编自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第一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共达21810公里，客货换算周转量314.01亿吨公里。从1953年到1980年，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全国铁路骨架网基本形成。1982年，国家提出铁路运输“北战大奏，南攻衡广，中取华东”的战略，到1985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52119公里， 客货换算周转量突破1万亿吨公里。2003年以来，中国铁路以快速扩充运输能力、快速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为主线，全面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2016年7月，国家发布《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勾画了新时期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宏大蓝图。至今，“八纵八横”铁路网已经完成近七成的建设。

2022年为举办北京冬季奥运会，铁路部门对冬奧服务车站实行闭环管理，动车组还采用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是我国首次将高铁与北斗卫星、自动驾驶和5G等技术相结合，是中国科技与铁路运输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摘编自程语《从近现代史看中国铁路的发展史》

材料一   公元前四五世纪，中国的丝绸已辗转来到古希腊城邦。唐代的对外贸易以海上贸易为重点，海陆各国皆以进口中国丝绸产品为荣资，茶叶在边关互市中成了重要商品。南宋初年，外贸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宋代的出口商品中以丝绸绢帛为首位。东起日本，西至欧洲皆有宋代钱币和陶瓷的出土。制瓷技术也随着产品的出口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明清时期曾实行“海禁”政策，严格限制商民出海贸易，由广州十三行为代表的行商垄断进出口贸易。

——摘编自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为行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开办这些行的主人即所谓的“行商”，向朝廷捐呈大笔钱财，以保证他们的垄断性特权。尽管这个公行只是一个民间机构，却得到官方的支持。由于有了公行，不懂夷语的官员和不懂中国章程的洋商便可避免直接见面，公行则被赋予为官府征集关税和替洋商交纳税款的双重职能。有的行商受到官场的无情压榨，从1786年起朝廷要求他们每年缴纳5.5万两的核定捐银。此外还要收集洋表、洋钟呈送给巡抚和户部，为诸如帝室寿辰和婚嫁等庆典贡献礼品。1842年，公行撤销。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一 华夏国家、民族从春秋战国起就逐渐加快了它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进程打破“邦国”、“宗族”壁障，使国家、人民不论在政治制度、个人身份、族类从属上都发生极大变化。

——摘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元朝对边疆的控制在以前朝代的基础上更为强化。漠北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升为岭北行省。这一地区没有州、县建置，实际基层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社会中传统的千户、百户组织。元廷大批签发内地军民前往漠北屯田，并在一部分蒙古牧民当中传授耕作技术，使得漠北地区农业生产取得突出成就。……云南地区设置行省，多用土官任职，可世袭。第一任行省长官在云南“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由是文风稍兴”。吐蕃作为单独的大行政区，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统辖，元朝皇帝信奉吐蕃喇嘛教，尊喇嘛教萨斯迦派僧侣为帝师，吐蕃官员皆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予以任命。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