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

——摘编自崔光宇《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中共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与理想，是一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约七亿亩土地均分给三亿多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将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土改在剥夺地主阶级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由此国家政权在基层建立起新式基层组织。

——摘编自李康、邓宏图《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材料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背景下逐渐脱离当时的客观条件，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地破坏。党中央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与此同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党政分开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摘自章宏楼、高雪萍、张予涵《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与现状分析》

材料一     由中国、菲律宾、日本三国发起的区域性体育赛事——远东运动会，从1913年至1934年共举办了10届。在战乱频仍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代表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几乎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举行，由行政院拨款4.5万元，官员们也纷纷解囊相助。当然，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体育水平落后的局面，比赛的各项冠军几乎被日本包揽，中国仅取得足球一个单项冠军。运动会结束后，日本强迫菲律宾解散远东体育协会而另立组织，将伪满洲国列入其中。中国愤而宣布退出，远东运动会遂成绝响。

——摘编自《中国档案报》（2023年10月13日第4046期第四版）

材料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声援平津抗战将士，敦促国民党立即下定抗战决心。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延安迎来了“八一”建军节。为了突出国共合作抗战，红军将每年都举行的庆祝建军节体育运动会改为“抗战动员运动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连续4天以“特刊”的形式，全面、详细、生动地报道了抗战动员运动会的全过程。

——摘编自郑学富《1937年，红军在延安举行抗战动员体育运动会》

材料三   杭州亚运会以“心心相融，爱达未来”为口号，通过体育铺路架桥，为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们搭建起和平与友谊的交流平台，奏响了“同爱同在同分享”的时代强音。时代召唤我们，要以体育促和平，坚持与邻为善和互利共赢；以体育促团结，把握历史机遇，合作应对挑战；以体育促包容，坚持交流互鉴，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摘编自《人民日报》社论《共创亚洲和平、团结、包容的美好未来》

材料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科教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是在全面总结古今中外大国兴衰成败的基础上，顺应当今时代发展趋势，极具深意。国际层面，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革命，中国亟须赶超，抓住机遇，以赢得科技发展的先机；国内层面，科教兴国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科技和教育来夯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它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科技尤其是高科技和核心科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立自强的重要底气。那些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向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索要不来、购买不到的。人才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根本，是连接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关键。

——摘编自侯忠明、包志国《论习近平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刻意蕴及实践路径》

材料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外国在华资产约12.1亿元，主要为英美所有。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禁运清单非常详细，除战略物资、军事物资之外，还包括大量的民用物资。到1953年，英国企业资产由6.9亿元减少到3.1亿元，美国企业资产由3.9亿元减少到1600万元。

——摘编自孙健《中国经济通史》

材料二   1979年—2017年，中国累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18965.2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投资对中国增加投资、就业、出口、税收以及提高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起积极作用。但外商投资也带来诸多问题，如对国有资产估价低，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部分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等。早在1979年，中国就开展涉外经济立法，2002年公布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对外商投资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此外还修改、完善一些法律法规，加强监管，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摘编自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

材料一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激起全国民众的反对。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昆明联名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宣布云南独立，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讨袁护国军进兵四川、贵州等地。随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6年3月，袁世凯在内外压迫下宣布取消帝制。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具有“护国讨袁，共和再现”的历史地位。

——摘编自赵惠昆《护国运动百年的启示》

材料二   1937年，国家生死存亡、民族危在旦夕之际，为了将国际援华抗战物资尽快运至中国，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国际交通输入海外援华战略物资，并同时向海外输出土特矿产，下令云南修筑了一条关系抗战命运的滇缅公路。该公路起于中国昆明，止于缅甸腊戍。参加修筑滇缅公路的民工不仅是用双手、用汗水，更是用生命与鲜血来浇灌这条交通线。滇缅公路是一条维系抗战的生命线，更是一块凝聚士气人心、弘扬爱国主义的精神高地。

——摘编自陆安《滇缅公路：血肉筑成的抗战生命线》等

材料一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是生产发展的有利条件，生产的发展又为商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宋建立之初，统治者为稳定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如实行招抚流民、鼓励开垦等等，并收到了良好效果。宋代商品生产得到发展，除粮食成为一项主要商品外，经济作物的大量生产也较为突出，各地已涌现出一批专业种植经济作物以供市场的农户，形成了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如太湖中洞庭山的农民，专门种植柑橘。手工业产品中，除传统的纺织、编织、陶瓷等产品外，突出的还有矿冶业的发展，其产品丰富。随着矿产品生产的增加，金属制品的生产也迅速发展，尤以铁制农具、铜制手工业产品的生产最为突出。商品生产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前提，促进了商品交换，大米、棉花、茶叶、食糖、药材、丝织品等，都是日常交易的商品。

——摘编自罗吉义《宋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政策》

材料二   由于经济效益可观，太湖流域在明中叶后多改田为地发展蚕桑、棉作。杭州在当时既是丝织业中心又是杭嘉湖商品集散中心。商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区域分工与合作，实现规模效益，并且形成一定的力量，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技术水平。此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仍然处在自给自足的生产形态之中，生产者通过商人互通有无，实现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换，使再生产得以顺利完成。商业领域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受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商业利润的诱惑，使弃农经商、弃工经商者日众；商业利润积攒的巨额财富也没有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最大的用处可能就在于满足商人穷奢极侈的生活享受。

——摘编自林枫《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