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康熙帝亲政之初，沙俄进犯黑龙江流域。为了实施对东北的有效管理，他亲自巡访东北，康熙皇帝在抵达吉林、黑龙江时，仔细查访边陲军备，奖励农垦，然后又检阅水师，移民实边，设置佐领，又下令在东北建仓储谷，调集人马，筑城驻军，营建水师，他又在军事防务上增制器械。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康熙帝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统领，重新收复失地，双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斩断了沙俄伸向黑龙江流域的侵略魔爪，使东北边疆进入和平安定时期。

——摘编自白洪希《康熙皇帝对东北的经略与治理》

材料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利用苏联抵制安理会之机，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指责朝鲜是“侵略者”，接着美国又宣布武装援助韩国，美军占领汉城（今首尔），10月19日侵占平壤。中国方面多次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警告。10月初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部队在司令员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

——摘编自武斌《世纪中国：光荣与梦想》

材料二   中朝军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人机群狂轰滥炸，我军供应不足．而且气候寒冷的极端条件下，英勇作战。在11月25日﹣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第二次战役，美国第八集团军的右翼部队被击溃。在长津湖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二师被包围并几乎完全被歼灭。为迫使敌人向南仓促撤退，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发动了进攻，并于12月25日之前解放了朝鲜全部领土，武装干涉者因此遭到巨大损失。

——摘编自林之满《世界军事百科：亚洲战史》

材料一   新政协会议，是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等，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切大政方针，都先要经过（新政协）全国委员会协议，然后建议政府施行。等到将来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情况及人民进步的程度，才可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新政协会议是负有伟大的成立新中国的责任的。

——摘编自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宪法草案序言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起，我国已经按照社会主义的目标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因此，我们有完全的必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制定一个像现在向各位代表提出的这样的宪法，用法律的形式把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肯定下来。

——摘编自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革。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明清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镇，一大批工商业市镇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的府域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江南地区尤多。刘家港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依托发达的航运，商品北达京师，西至巴蜀，甚至销往欧洲，消费市场十分广阔。明中后期的苏州，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或与之相关联的从业人员在当地生产出的大量商品都被销往外地，江南地区自古就有“重农不抑商，扶商不危农”的商贸传统。江南市镇从农村商业产业链的发端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手工制造业，向内、向外拓展交易市场，形成了富有江南特色的商品经济模式。

——摘编自张轶伦《明清江南市镇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

材料一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朝代，其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医药、农学等领域的新成就与探索都达到了可喜的水平。现代英国杰出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指出：中国科技发展到宋代已经呈现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摘编自葛艳红《宋代理学对宋代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

材料二   宋元时期辉煌的科技成就与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为了恢复儒学尊崇的地位，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哲学家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佛道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不但扭转了信佛成风的社会风气，也使得人们重新回归现实和认识自然，为宋代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前提。其次，程朱理学重新定义了鬼神，赋予人们探索自然的勇气。再次，程朱理学的怀疑精神为科学技术的改进和发展铺平了道路。最后，程朱理学提出的“格物穷理”研究思维，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认识论。

——摘编自徐鹏《程朱理学对宋元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研究》

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材料一   西晋永嘉年间，北方陷入少数民族的割据混战之中，中原地区人民为躲避战乱大多向南方迁徙。317年，司马睿以建康为都城重建晋王朝（史称东晋），政权的稳定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在南迁人民的影响下，一方面，生产工具及耕作技术的进步使得南方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得到更好的体现；另一方面，北方的小麦、菽类等农作物在南方大量种植，使江南地区由水稻一收转向稻麦两收，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在长江流域出现了成都、江陵和建康三座区域中心城市，南方的手工业也有长足发展，广州由于海上贸易的兴盛，以富庶称雄于海内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开发为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刘璐《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   隋代和唐初对江南运河的开阔和疏浚，使得从江南到中原的水上航行畅通无阻，为江南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较为充足的前进动力。从贞观到天宝年间，江南运河沿线四州的户数增长率为353．3%，户口增长率为570．7%，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唐代初年，“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开元以后的三年间光是从江南运粮就高达七百万石，此后，每年基本上能够转运一百八十万石。江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早在六朝时期已具有自己的特色，江南的冶炼、造船、制瓷、编织、制盐、造纸、制茶等手工业已从单纯的原料型产业向制造型产业发展。唐朝前期，江南地区也掀起了城市建设的热潮。

——摘编自张剑光《江南运河与唐前期江南经济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