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材料一   汉唐社会是“头枕三河（指司马迁所说的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尽管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晚唐以后，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加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我国社会开始脱离了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改编自张全明、李文涛《宋史十二讲》

材料二   明中期时，郑和下西洋之事因前人转述或记载失真、变形，在世人认知中已与史实大相径庭。例如陆容《菽园杂记》对郑和下西洋航行次数、航行年代、随行人员等的描述都与史实有出入。世人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也多有异议，此时黄省曾广泛涉猎古今文献，尤其是随郑和下西洋人员马欢编写的《瀛涯胜览》等，如实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南海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三佛齐国》生擒陈祖义、满剌加建碑封城、《苏门答剌国》生擒苏干剌等事。这不像同时代其他人因郑和是刑余之人而贬低他，反而称赞郑和是不辱君命、智勇双全的航海英雄。在“论曰”还肯定了明朝“王者无外，怀远以德”、公正平等“一视同仁”以及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对外策略，成为郑和下西洋史实的重要印证与补充，还原了郑和下西洋的原本面貌。

——改编自陈丹丹《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论价值》

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其中包括社会文化的转变，而观念文化的剧烈变化，始终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领域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实际上，从一定角度讲，观念文化的转变是一切领域转变的根本和关键。

从19世纪60年代的中体西用论，到90年代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和20世纪初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从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理性主义思想文化，到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在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各派思想主张和文化学说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寻求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争取民族独立，为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提供思路。

在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探索方向。而在社会实践中，实业家的“实业救国”和教育家的“教育救国”，也具有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旧社会留下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城市继续兴风作浪，加剧物价上涨。“银元之战”确保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后，针对投机资本家大量囤积粮、棉、煤等再次掀起物价风潮，人民政府在全国集中调用相关物资，在涨价最猛的11月25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统一敞开抛售，物价迅速下跌。同时收紧银根，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国营经济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当年全国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同时随着整顿税收、推销公债等措施的实行，全国物价进一步回落并趋于平稳。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版）

材料二   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

——摘自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194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