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小规模的国家，仅仅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便可被整体性地拉动起来；中国倘若只靠外部拉动，仅会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也就是诸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它们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之外中国乡村的联系。这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中期的现实历史。这些被拉动出来的飞地经济与社会，与那些无法被外部拉动的庞大乡村地区，会形成深刻的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剧烈的内在冲突，乃至于内战。所以，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必须要先实现政治整合，然后才能让这个国家整体性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把中国的巨量人口转化为竞争优势。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

材料   针对明朝海外贸易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学界已有很多。李金明等学者认为，明朝中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的繁荣发展是内部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的，而明代中央权贵利益集团最终进行开海仅仅是为了增加税收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军费和财政开支。晁中辰等学者认为开禁是明代中央权贵利益集团为解决沿海商人集团严重走私问题的一种权宜之计，是“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政策。李庆新等学者认为明中后期政府官员中海禁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主张开海的思想占据了上风，这种开海思想观念的转变最终在隆庆初年导致了海禁制度的变革。

——摘编自张柳、潘洪岩《从海商利益集团兴起的角度分析明代海禁制度》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