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全国水利工程共236处，前期为155处，后期81处，前期约占三分之二弱。若以秦岭及淮水以南为南方，以其北为北方，则北方前期水利工程占104处，南方51处，北方占三分之二强。但若加上前期陇右道地区的水利，则前期北方占十分之七八或更多。从后期南北地区情况看，后期81处水利中北方仅为14处，南方67处，南方占十分之八强。

——摘编自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

材料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在视察期间，他几次询问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情况，并对广东提出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构想。他指出：“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广东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结合本省实际，正式制定了广东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即“追龙”战略，并于1993年广东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为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中对于“追龙”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20世纪90年代，广东主要以经济追赶为主，兼顾精神文明建设，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和科技、整顿社会治安等。在经济领域，“追龙”战略经历了从总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末，广东外源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困境，经济增长放缓。在进入21世纪之际，广东先后提出了建设“绿色广东”“和谐广东”“幸福广东”等，强调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迈进，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追龙”战略从经济追赶走向全面追赶。1991~2010 年，广东GDP年均增速14.0%。但就人均GDP 而言，至2020年，广东乃至珠三角与亚洲“四小龙”仍有一定差距。

——摘编自臧艳雨《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探索：以“追龙”战略为例》

材料一   

——据商务部文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统计

材料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在影视等特色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传播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等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2015年，中国向东南亚出口电视节目总额达到12397.39万元，占电视节目出口总额的24.15%，2016年提升到31.50%。影视等产业的文化传播，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展现了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精神面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魅力更加直观、丰满。

材料三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发生，持续给“一带一路”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蒙上了阴影。而全球经济正经历下行阶段，增长动力减弱，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受经济下行影响，“逆全球化”风潮涌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阻碍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加重了全球经济运行负担。

——材料二、三均摘编自任力等《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成效、挑战与对策》

材料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位于四川省境内，距今有3000—5000年历史，是古蜀文化的重要遗址，也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前人们都认为中国的古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标志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在三星堆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青铜器，还有大量的青铜人像、人面像、兽面像等。这些青铜器和人物像风格独特，例如，黄金权杖和黄金面具等，在我们已知的商代和以前的中华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却常见于埃及和西亚的出土文物中，如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刻画了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权杖的形象。除此之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也有人认为与两河流域发现的生命神树雕像有亲缘关系。正是因为这些出土文物形态如此奇特，并且与西亚、埃及等地似乎有着很多联系，围绕“三星堆文明起源之谜”，学术界产生了诸多争论，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三星堆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亚文明，是中原文明的重要分支；二是，三星堆文明来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三是，三星堆文明是受多元文明影响生成的文明。

2022年6月，三星堆考古发掘最新成果揭秘，共出土文物近13000件。在这次出土的文物里面，有些种类在中原地区也曾经出现过，例如，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与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摘编自杨晓邬《揭秘三星堆“上新”背后的故事》

材料一   唐于“秀才”“进士”外，另设“明经”“明法”“明字”“明算”“制科”诸科，以选拔法律、文字、数学诸等人才而任于部、寺等专业行政机构，为王朝构成强有力的技术官僚体系。

——摘编自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宋朝除“进士”之外，设“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制举”诸科。

——摘编自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材料三   明清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包括京城）贡院举行。会试是礼部主持的中央考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朝廷选派正副主考官，主要考试内容是“试《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

——摘编自王日根《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

材料   1972年新疆出土了唐代绢画《双童图》，该图描绘了两个儿童在草地上追逐嬉戏。左边的儿童右手放掉飞虫，左手怀抱卷毛小狗。这种卷毛小狗在唐代称为“拂袜狗”，据《旧唐书》记载：“（高祖）七年，（高昌王）文泰又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经学者考证，“拂菻狗”的故乡是当时被称为“大秦”或“拂菻”的东罗马帝国。

图中两个儿童穿的彩色条纹背带裤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背带裤、背带裙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的侍女俑，就穿着背带长裙。有学者提出，其可能源于我国北方契丹族服饰中的“连脚背带裤”，传入汉民，族被汉族儿童所穿而沿用下来，并由中原再传〉吐鲁番高昌地区。彩色条纹面料最早在战国楚墓出土的服饰实物中可见，至唐代随着与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服饰的条纹逐渐变窄，并出现多色相间，色彩越来越艳丽。同时期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八彩晕绷提花绫裙残片”也进一步证明了彩色相间的织物在这一地区的流行。

——摘编自廖瑜等《艺术社会学视角下唐代婴戏图研究——以阿斯塔那187号蔂〈双童图〉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