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摘编自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
阅读材料，针对王奇生教授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谈谈你的见解，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要求：见解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一 城市轨道交通是一种大运量、快速、准时、舒适的客运交通系统。1863年，伦敦的“大都会铁路”正式通车运行。至1924年，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美国组约等大城市相继建成地铁。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汽车产业和快速公路的退猛发展，全世界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处于低潮。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及城市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城市轨道交通的优越性，此后数十年间，城市轨道交通取得长足发展。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也在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且制式渐趋多样化。我国首都北京于1969年开始试运营第一条地铁。
——摘编自罗钦、陈菁菁主编《城市轨道交通概论》
材料二 1988年8月，重庆的轨道交通之梦第一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90年代初，在组织专家团队多次出国考查后，引进了适合重庆地形特色的日本单轨列车。与此同时，通过与西南交通大学、长春客车厂合作自主研发，单轨列车国产率达到60%。1997年直辖之后，市政府高度重视轨道交通的发展，并提出要将轨道交通线发展成“巴渝特色文化的一道风景线”。重庆市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坚持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构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上的18座车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36幅粗犷大气的铜雕，讲述了上溯“巫山猿人”时期、下迄“五四运动”的历史文化故事；9号线红岩村站雕刻着《沁园春·雪》，站台层立柱的浮雕上雕刻着包括江姐、陈然等24位红岩英烈的头像以及介绍。随着新时代多媒体的广泛传播，重庆地铁的知名度也逐渐提高，一些车站更是成为广大游客的打卡车站。
——摘编自张乃基《山城轨道交通三十年建设历程》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阶段及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重庆轨道交通发展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一 辽、夏、金都模仿汉字字形创造了本民族文字。辽先后创制契丹大字、小字，用以刻石立碑，还进行文学创作。金创制了女真文字，在科举中开设女真进士科，用女真文字答题。西夏文通过出土文献被大量保存下来，包括佛经、法律、字典，以及从汉文翻译过来的经史著作。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命人使用畏兀儿文字拼写蒙古语，形成畏兀体蒙古文，这套文字被用于修史。忽必烈即位后，委派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改制藏文字母，创造出一套拼音符号，用以拼写蒙古语，也用来广泛拼写汉语等多民族语言。这也是汉语拼音化的最早尝试。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钱玄同提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他认为孔学“捣乱”了中国文字，使汉代之后“真字跟假字，混淆杂糅”，并且汉字已沦为“孔学之符号”。他主张采用“拼音文字”来替代，因为汉字在实际应用时早已“主音不主形”，只要猛进一步，改为“拼音”，便可顺应文字的进化规律。……西方“便以形式极简而数目极少的几十个符号拼成上千下万的文字，分合改变既极自由，书写印刷又极便利”……所以他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顺应文字的进化规律，从而“努力振拔，拼命前进”，以赶上西方文字的发展速度。
——摘编自西南大学文学院王小惠《钱玄同的汉字论与“废汉文”》
材料三 1955年1月，国务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征集意见，官方在宣传简化字时，已不仅仅将简化字作为扫盲和通俗读本之用，而是“要把群众手写已成习惯的那些简笔字用到印刷上面，以代替原来的繁笔字”……近代以来，在列强入侵和民族危亡的历史语境中所产生的汉字拼音化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共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力量推动汉字简化改革具有极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在当时的文字改革话语建构之中，繁体字与旧社会、旧的统治阶级相联系，简体字与新国家、工农阶级相联系。带着在旧社会学习繁体宇，甚至于没有机会上学的痛苦记忆，群众欣喜地迎接着简化字，希冀能突破繁体字的文化围困。就是在这样一种新旧、难易的对比之中，工农群众进一步加深了对新政权的认识。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汉字简化改革研究》
(1)依据材料一概括少数民族文字创立的共同特点，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析少数民族文字创立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钱玄同在汉字改革方面的主张及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主张产生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汉字改革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字简化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两宋对外派遣使节的主要国家有高丽和交趾。因地缘关系，宋朝在较长时期内都希望与高丽保持良好关系以牵制辽、金。自建隆三年(962)至隆兴二年 (1164)年，宋朝共遣使往高丽30次，其中册封使七次，祭奠或吊慰使两次。派往交趾的使节，也主要是册封使、祭奠使，如天圣六年(1028)李公蕴卒，宋遣王惟正“为祭奠使，又为赐官告使。除德政(李公蕴之子)为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对于东南亚、中亚等地，也偶尔遣使，如雍熙四年(987)宋太宗遣内侍八人携金帛“分四纲往海南诸番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
——摘编自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
材料二 1793年7月，马戛尔尼率使团到达大沽。其后，迎接官员多次向马戛尔尼提出演习叩头礼的要求，得到的回复是：“本特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9月8日使团进入热河后被告知： “谒见皇帝必须行属国使臣礼节。”9月11日，和坤与马戛尔尼就觐见礼节进行了最后一次磋商，乾隆帝终于同意了英使以觐见英王礼节(单腿下跪)见中国皇帝。尽管冲突在形式上得到解决，乾隆帝仍十分不快，他严令相关官员：“伊等如妄有干请，即当辞言义正，严加驳斥。”
——摘编自刘凤云《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礼节冲突》
材料三 在经历数年西方列强单方面派遣公使常驻北京的尴尬局面后，总理衙门于1867年开始组建由美国公使蒲安臣带队的外交使团，并于次年2月出发，先后访问了英、法、美等11国。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崇厚赴法国道歉，这是中国大员第一次出使欧洲。1877年，清廷根据《烟台条约》规定，派郭嵩焘前往英国为马嘉理案道歉，之后即常驻英国并开设公使馆，接着又相继在美、法、德、 日、俄等国开设使馆，派驻使臣。此外， 清廷还主动在马尼拉、槟榔屿、悉尼以及纽约、檀香山、横滨等华人居住地，相继设置了领事馆。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外交使节派遣制度的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双方在礼节上各执一端的主要意图及其后果。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清设立驻外使领馆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华夷秩序由一种国内体系发展到国际体系。东汉的光武帝刘秀颁赐给日本国王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到了隋唐时代，华夷秩序发展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鲜等地区都纳入了封贡体系。随着使团的封贡贸易和频繁的人员、物资、文化的交往，对“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有着很大作用。明代郑和下西洋使很多东南亚地区小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被纳入了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满足了他们君临万国的愿望。在华夷体系下，中国和诸小国是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诸小国的政权还需要皇帝的分封以确定其的合法性。这个体系是一种调和的均势体系，它的表面上的不平等下面，隐藏着的是平等而和谐的关系，维持着中国和它周边其余东亚小国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维持着东亚地区总体和平长达千年之久。
——摘编自曾磊《关于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体系的一点思考》
材料二 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思想界开始反对尊崇中国的“汉意”思想，而主张所谓日本固有学问，试图将“华夷”倒置过来，意思是中华没落了，日本才是东方文化的正宗。这与17世纪中国的明清更替有关，德川幕府的学者林春齐曾经把明清交替时期的资料编纂成集，从以上观点出发把该资料集命名为《华夷变态》。这种独立意识的操作技巧是“把现实的中国”和“理念的、价值的中国中华”区别对待，而认为“现实的中国”已经是道统失落，从中华转化为蛮夷了。获生狙徕认为：如果夷进而为夏，就当视之为华；如果夏退而为夷，就该视其为夷，关键看是否遵循了先王礼数。山鹿素行以为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不如日本，该倒过来尊崇日本的国体才对。本居宣长声称：“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国家，只有我天皇统治的日本国。”
——摘编自章益国《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华夷体系的基本特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学者提出“华夷变态”说的理由，并对该观点进行评析。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基本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现代化城市治理的路径”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明朝修筑长城，“控制山谷，扼守高地”“立烽堠，实兵马，辟灌莽，广屯田”。北方各族“求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明统治者认为：“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后明政府在大同、宁夏、延绥等地设立马市。1571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纳款，马市互易，边疆无警，畿辅晏然”“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互相依存与交往。这种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任何人工关塞所隔绝不了的。即使在战争期间，通过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也一直没有中断过。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1939年，春夏之交，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国民党爱国将领马鸿宾所率81军，多次打退日军在绥西的进犯，取得绥西抗战的首次大捷，极大鼓舞了西北人民抗战胜利的决心，马鸿宾在军兵训练班中培养的回汉青年军官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回汉团结成为英勇的宁夏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有力保证。
——周靖程《民国时期宁夏政治史研究》
材料三
| 宁夏少数民族干部逐年增长统计表（单位：人） | |||||
| 年份 | 1950年 | 1951年 | 1952年 | 1953年 | 1954年 |
| 干部数量 | 7986 | 10326 | 11868 | 15693 | 16261 |
| 干部逐年增长率 | 120.3% | 148.6% | 196.5% | 203.6% | |
| 少数民族干部数量 | 627 | 1091 | 2294 | 2354 | 2407 |
| 少数民族干部增长率 | 7.9% | 10.6% | 19.3% | 15% | 15.8% |
——王巍《中共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研究——以建国前后宁夏为例》
材料四 1996年5月，福建与宁夏建立扶贫协作对口帮扶关系。在22年间，十批干部援宁。据统计，目前仅福建省第十批援宁工作队就已实施特色产业帮扶项目97个，带动贫困人口脱贫4321人。借助阑宁协作的巨大推力，不少福建企业进驻到宁夏闽宁镇，不仅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更带动了当地葡萄种植、光伏农业、肉牛养殖等几大产业。22年间福建省参与对口帮扶的市县区不断创新帮扶举措，先后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6.2亿元，帮助宁夏盐池、海原、彭阳等十个对口帮扶县区，兴建了一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培育壮大了种植养殖、电子商务、食品加工、服装制造等一批区域特色产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22年闽宁协作改变了啥》2018年7月19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长城的修筑特点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少数民族军民积极参加抗战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宁夏少数民族干部逐年增长统计表》蕴含的历史信息。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福建援助宁夏的主要措施并分析国家倡导东西部对口帮扶的意义。
材料一 “流求”之名最早见于《隋书》，是古代中国涉东海岛屿的重要名称，但其具体指向并不清晰。唐宋时期伴随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流求”意象广为流传，指涉区域不断扩大。岭南地区多将“流求”视为海外贸易国；明州地区将中日航路途经地泛指为“流求”；福州地区多把“流求”指向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北部。这一时期，在官方、士人、海商、海民等不同阶层共同参与下，在东海列岛展开了全方位经营和开发，泉州地方政府已实现对澎湖列岛的有效管辖。元官方将“琉求”确定为台湾岛南部，实现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明官方将“琉球”确定为琉球群岛，通过帮助琉球发展，实现对东海的常态化管控。古代中国的东海疆域格局在中琉两国的长期航海实践中正式确立，并在清朝国家统一进程中逐渐巩固。
——摘编自陈刚《“流求”指向演变所见古代中国东海疆域的形成》
材料二 马汉出生于军人世家，有着四十多年海军服役经历，曾担任美国海军军事学院院长。1890年他发表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阐述了其海权思想。马汉认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海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在海洋上的综合实力，包括海上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前者包括所拥有的舰队，包括附属的基地、港口等各种设施，后者则包括以海外贸易为核心的，和海洋相关的附属机构及其能力，也就是国家海洋经济力量的总和。马汉被人们称为“海权理论之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也被公认是影响世界发展的军事巨著。
——摘编自张峰《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与马汉海权论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中国古代“流求”指向演变的总体趋势并分析中国东海疆域逐渐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分析中国古代海疆观念和马汉海权思想形成的差异。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海洋开发的认识。
材料一：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经过夏、商、西周三代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发展。公元4、5 世纪，中原地区发生过的民族移动及以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诸政权，本质上都只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此后，在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的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本质上也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在文化史上，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也从未中断。与其他先后消亡的古代文明相比，中国文明具有不断自我更新、 自我代谢的能力，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
——据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整理
材料二：孝文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不仅推进了北魏国家和拓跋鲜卑等少数民族社会属性的封建化，也促进了北魏各少数民族同汉族的民族融合。有学者统计， 自魏晋到南北朝，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总人口数多达千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民族融合历史进程的。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北朝民族大融合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三：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的说明：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0年1 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同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四：2013~2021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6.6%，大大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也高于3.7%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经济增长率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增长2.2%，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2013~2021 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 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的主要表现以及支撑这一连续性的深层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如何体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开辟的历史意义。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当代中国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