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材料一 “国民”的概念是19世纪末随着“兴民权”口号的提出而在中国出现的。189C华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指出：“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挥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卖国衣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他进而还说：“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兰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题、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这就给“国民”这一概念赋予了鲜明的近代意识。
——摘编自沙磊《论梁启超的“国民死”》
材料二 毛泽东“人民”概念不同时期的内涵
| 时间 | 著作 | 内涵 |
| 1926年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概念的范畴 |
| 1935年 |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 一切坚持抗战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属于“人民”概念的范畴 |
| 1949年 | 《论人民民主专政》 | 人民的范围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除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
| 1957年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
——摘编自史坤坤《毛泽东“人民”概念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国民观”的内涵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梁启超的“国民观”相比，毛泽东“人民观”的主要特征，并简析其意义。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宽扬中国历史“停滞论”，这种理论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历史进程，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催化作用，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鼓吹“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宣扬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要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必须打破循环，中国自身没有这种能力，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实现。
——摘编自赵庆云《中国历史“停滞论”辨析》
提取材料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析。（要求：紧扣材料信息和主题，逻辑严谨，论证全面，表述成文）材料一 汉民族主义是王夫之思想体系中尤为重要的部分.他认为、忠于割据之主是一人之义；忠于天下之主是一时之义；维护民族利益则是古今通义。若一时之义与古今通义相冲突，应抛弃君臣名分，维护本民族利益。
——摘编自陈仁鹏《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近代嬗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蚕食传统文化的阵地。这种文化侵略行为，使向来有着文化优越感的封建士大夫们尤为反感。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迎合了士大夫们的心声，他用维护“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的文化民族主义来口诛笔伐，以图匡正秩序尊卑。
——摘编自文瑶、潘新辉《王夫之民族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材料三 中国需要一种包含着巨大内在张力的普世民族主义，它必须既是民族的，以便实现国家的动员与组织，应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又应该是超越民族的、打开世界视野，从世界历史意义来理解中国……于是共产主义成为中国达致普世民族主义的必要精神介质，进一步，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努力与民族救亡嵌合在一起。
——摘编自施展《枢纽》
(1)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一、二、三所反映时代的思想特征及其政治背景。(2)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材料中“汉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普世民族主义”的内涵及其意义。
材料：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无形”资源，政党形象既是一个政党性质、宗旨、纲领、历史使命的外在展现，也是政党的重要政治资本和政治软实力，并与自身政治活动与执政事业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一个“大党”的形象终于在历史淬炼与时代呼唤中跃然而出。回顾“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既有历经生死考验的革命者与正义者的形象，也有在弱贫中突围的建设者与改革者形象，更有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引领者形象。这些形象贯穿于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犹如高高扬起的精神旗帜，始终引领着中国前进的方向，凝聚着伟大的力量。
——摘编自王强《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知识，围绕“中国共产党形象”这一主题，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达清晰。)材料一 朱熹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木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他经常整理经典，并且将理论内容实践在教育工作中，形成了众多科学思想。朱熹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他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朱熹强调在进行自然知识学习时，不仅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更应该升华到人的社会以及道德层面上。他还认为为学需要先穷理，而要穷理则必先读书，这是因为“天理”的精髓和底蕴均蕴藏在圣贤书中。
——摘编自李宏爽《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材料二 康有为在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 梁启超也曾在《格致学沿革考咯》一文中写道：“培根常日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又曰，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首倡近代科学教育的严复提出“凡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他要人应用科学方法于事事物物，实在为科学教育之极致。改良主义者们希望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代替《四书》《五经》等旧知识，他们还主张打破传统教育模式，仿照西方模式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形式的学校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张改革科举、学以致用，并希望把“西学”列入考试的内容。
——摘编自牛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科学教育思想研究(1901-1937)》
材料三 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人才战略和科技战略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科教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科技成果形成了规模化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摘编自王建锋《浅析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朱熹、维新派科学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背景。(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的创新之处，并谈谈你对科学教育的认识。
材料 分封制与郡县制第一次大的争论发生在秦统一后。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大多数官僚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独驳众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不顾群臣的反对，坚决支持李斯的主张。这次争论的结果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在全国范围内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尽管郡国并行的双轨制格局被保留，但分封制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分封制在政治上已不起任何作用，形式上存在的王国和侯国已形同郡县。唐初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几乎是一边倒，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北宋建立不到几十年就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最后被北方游牧民族灭掉。南宋偏安江南，又为蒙古族所灭。庞大的明帝国竟被满族推翻。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一些思想家的反思。因此，至明末清初，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又掀起第三次高潮。多数人在肯定郡县制的前提下，也指出郡县制的弊病。顾炎武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这说明这个时期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分权与集权的高度去认识分封制与郡县制。
——摘编自冯辉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李斯、柳宗元、顾炎武对郡县制的看法。(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分封和郡县之争的本质，并予以评价。
材料一：明清时期，农业进口了许多经济作物，如花生等，并且产生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实现了农业领域的地区分工。明朝中叶以后，在中国江南地区的一些手工工场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持续繁荣。一些商业化市镇开始兴起。这些市镇与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从客观上推动了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的发达。在这个过程中，商人群体结成了地区性的商业联盟，称之为“商帮”。
——摘编自王志朋《西方“商业革命”潮流下中国封建王朝发展探析》
材料二：甲午战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进入初级发展时期。到民国成立，国内新创办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设24.6家，资本总额高达9822万元，平均每年新投资为516.9万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资本中80%以上属商办企业，改变了甲午中日战争前以清政府投资为主的特点，民族资本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投资方向方面，主要涉及纺织、缫丝、面粉、火柴等轻工业。同时，在工业企业的地区配置上，开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向内地城市伸展。
——摘编自王觉非《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阻碍因素》
材料三：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元年宣告成立的实业团体就达40余个，截至1915年12月，遍布全国各省区的此类实业团体达107个。这些实业团体的行业以及旨趣虽然各有不同，但振兴实业、强国富民却是共同的目标。仅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国新成立的工厂数就分别达到2001家和1249家。1913年至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工厂为41.3家，到1916年全国的工厂数达16957家，1918年，全国工厂资本数达1.5亿元以上。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
——摘编自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领域出现的新现象。(2)根据材料二，概括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12—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快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洪宪帝制期间，为迎合袁世凯施行帝制的愿望，英国改变了原先延缓帝制的主张，转而迅速筹划承认，以期尽快稳固袁世凯政权，避免日本干涉，维持英国在华的殖民地位与既得利益。然而，为全力应对欧战，英国又不得不倚重日英同盟，借以保护它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因此，在洪宪帝制问题上，英国处处迁就日本，同意所谓的“观望”政策，而日本则以“观望”为名，行干涉之实，积极实施倒袁计划，最终迫使英国走上放弃袁世凯政权的道路。
——摘编自李馨《帝制并非自为——对于袁世凯称帝原因初探》
材料二 自复辟消息传开后，全国多地商业均受打击。如无锡，“当地金融机关亦立时收紧，现洋甚缺，无处搜罗，以致各项商业交易骤静”。一些西方的舆论也表示了对民国前途的担忧，如字林报社论略云，“中国将从此而分裂矣”。而伍廷芳则认为“帝制问题从此可永远解决也”。更有人指出“多一次流血，而人民之脑海中即深一层共和之观念”。
——摘编自周峰《张勋复辟后各界态度及思考研究——以〈申报〉报道为中心》
材料三 梁启超在中华民国建立十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有颇为深刻的认识。他说：“原来政治是民意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民主）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
——摘编自许增紘《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成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对袁世凯复辟态度的转变历程，说明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勋复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三“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一观点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