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初黄老思想家对法家理论采取了较为理性的态度，既批判严刑苛法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作用，又认识到立法制刑、悬赏设罚具有明辨好恶、审察奸邪、消弭祸乱的积极意义。所以，汉初提出“法随时变”的观点。当时社会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所以最适应现实的法律状态是约法省刑。汉武帝时期是从黄老道法向儒法转变的过渡期，汉初几十年的儒学复兴及汉武帝的提倡使得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逐步提升，进而形成风气是不争的事实。此时期儒法两家还未能相互吸收整合完毕，正处于独立于彼此的阶段，表现为被后世所诟病的“阳儒阴法”状态。汉宣帝时，宣扬“汉家历来以霸王道杂之”，充分表现了儒法由外在彼此独立向内在一体发展的趋势。

——摘编自李巍涛《“法与时转则治”：汉代法律思想的嬗变》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机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战国刚结束的秦朝初年，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

——摘自百度百科词条《焚书坑儒》

材料二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摘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西汉前期的士人吸收了战国至秦以来先辈们的经验，采用现实主义态度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但是在汉武帝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成为需要和趋势，士人们除了考虑现实社会建设里出现的矛盾，还需在理论上去解释“皇权至高无上”的合理性。董仲舒中和以往诸子百家对权力和自身主张关系的认识，系统地论述了皇权的合理性。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上升为官学，自此之后，其他学说逐步淡出了官学教育。

——摘编自臧知非《秦汉史》

材料二   伴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两宋之间在地方上逐渐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士人，并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士人阶层。士人阶层的身份认同意识逐渐趋同，他们在文化上具有优势地位，自觉以“治天下”为己任，以蒙学、家训开展“训俗”教育，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和识字率；恢复并改革宗族制度，推动了宗族礼制的庶民化；倡导乡约制度，参与乡村治理。宋代士人借助文化的力量融入地方社会，进而形成以士人阶层为中心的“士人社会”。

——摘编自闫爱民《宋代士人群体如何参与地方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