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地方与中央的问题上，针对汉初“郡国并行”造成的诸侯尾大不掉的弊端，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弱藩国实力，使之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

——摘编自徐本华《汉武帝“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汉武帝在宏观经济制度层面推行了一场整体配套制度改革，这具体表现：在将利益最为丰厚的铸钱、煮盐、冶铁国营化；废除民间铸钱旧俗，规定由政府统一铸造五铢钱；实行“均输”“平准”等。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一   四像砖、画像石是贵族官僚营建墓室的装饰品，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是画像砖的繁荣期。画像砖、画像石分布的地区很广。从现已发掘的情况看，以黄河下游为中心，北到北京，南到云南，东到山东，西到四川雅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土汉画像砖、画像石有数万之巨。画像砖、画像石画面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尊贤敬老、讲学传经等；墓主庄园、手工作坊的劳动景况；墓主日常生活方面等；表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场景，表现商业集市活动的情况。其它还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祥瑞事物等。

汉代广泛使用铁制工具．创造并推广了“耦犁”，使粮食亩产成倍增长。可是在史籍上关于“耦犁”的记载只有“二牛三人”四字。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再现了这种二牛抬杠式的耕作方法，使今人对“耦犁”一目了然。

——摘编自《论汉代画像砖（石）文献的史料价值》等

材料二   汉代农耕画像石的生产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农耕图像又具有模式化的生产特点，这种模式化主要体现在画像石农耕题材“母本”的相同，农耕图所依附的建筑构件载体相同。相比于鲁、苏两地，陕北出土的汉画像农耕图模式化特征最为明显。……汉画像农耕图无意于展现汉代农耕、纺织技术，更谈不上传播汉代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而是画像石生产者(主要代替孝子)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化的农耕、纺织图像，来满足逝者在彼世的衣食需求，从而达到所谓的孝道，并祈求子孙后代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摘编自解树明《汉代农耕画像石模式化生产与意义表达》

材料一   汉高祖制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不许商人穿丝制品、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但是商人通过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用高利贷盘剥农民，成了富人，他们用钱财结交王侯，抬高了社会地位，以至文帝时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严重形势。针对这种情况，文帝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给农民一些经济的实惠，减轻政治的压迫，增强农民阶级对抗土地兼并的能力，以保护封建的农业经济。

——摘编自张大可《论文景之治》

材料二   汉文帝稳定政局、约法省禁，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安宁的环境。他避免战争，节制兴建，节约了国家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从而调动了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此外，他实行“入粟拜爵”另开财源，以减少算赋，免收田租，让农民休养生息。在工商业发展上，汉文帝时政府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这样，最终财源得到扩大，富国富民的目标得以实现，文景盛世得以出现。

——摘编自艾声《汉文帝与“文景之治”》

材料一   荀子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各种治世思想激烈交锋碰撞。但无论是“仁政”还是“法治”都没有适应时代需求，挽救岌岌可危的周王朝。荀子批判地吸收儒、法两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治，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治理更为实用有效。荀子主张“义”是礼法的核心，强调用“义”节制人心，强化礼法对人们思想的约束，以达到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序的目标。

——摘编自管峰《荀子礼法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贾谊是汉文帝时才华横溢的儒生、荀子后学的重要代表。他力主“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但“好刑名之学”的文帝并没采纳。他没有放弃，认为文帝应“始治天下”，废除承秦而来“法治”政策，“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但由于朝廷大臣多数反对，文帝“谦让未遑”，这些主张大多被束之高阁。

——摘编自吕亚丽《浅析西汉儒学的发展与影响》

材料一   《史记》记载，秦并六国不久，丞相王绾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在秦始皇称帝后的第九年，博士淳于越进言：“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战国初齐相，其曾孙取代齐王）、六卿（包括赵、魏、韩在内的晋国六大家族）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不过秦始皇还是采纳了李斯等人的建议，推行郡县制，并对是古非今的学者进行严厉打击。

——摘编自魏明枢《论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汉书》载：“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这一做法造成诸侯（王）国独立于中央，“三代诸侯，各自纪年……至汉依然”。汉初的诸侯（王）国还拥有地方的人事任免权，中央派遣的地方官员常被诸侯（王）国弃之不用，甚至被驱逐，有时还出现诛杀、陷害之事。一度还出现“吴王封赐倍汉之常法，梁王府库金钱巨万，宝器多于京师”的现象。

——摘编自袁波、胡建阳《罗马行省制与秦汉郡县制之比较研究》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