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面对自汉以来选官的“门望”与“贤才”之争，孝文帝既重事功，也不排斥能力，以皇权调和了二者的关系......孝文帝常以“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为指导思想，形成对官员考课的定制，在废除原有部落色彩的“领民”、“酋长”等官职的基础上，将鲜卑官名和内朝融入了中原传统的官职中，代之以廷尉、九卿等汉族传统官名，加强了对官僚队伍的管理和控制，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荡涤了鲜卑氏族机构的痕迹，扭转了中央、地方胡汉二重体制，统一和协调了北魏政权封建官僚体制。
——摘编自戴卫红《北魏考课制度与官员的选举》
(1)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官制改革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北魏孝文帝的官制改革。
材料一 如表是西汉初年人口迁徙表（部分数据）
| 时间 | 迁徙概况 | 史料 出处 |
| 高帝九年 （公元前198年） | 徙齐楚大族昭、屈、景、怀、田氏五姓，燕、赵、韩、魏之后和豪杰名家10余万人于关中，并迁官吏2000石、巨富者于长安。 | 《汉书·高帝纪下》 《汉书·刘敬传》《汉书·地理志下》 |
| 景帝五年 （公元前152年） | 募民迁阳陵，赐钱二十万。 | 《汉书·景帝纪》 |
| 武帝元朔二年 （公元前127年） | 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又徙郡国豪杰及訾（钱财）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 《汉书·武帝纪》 |
| 武帝元鼎五年 （公元前112年） | 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
注：阳陵、茂陵位于长安周围；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地区纳入汉朝疆域。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西晋时，在全国设21个州，有20个州遍布着流动人口的足迹。见于记载的两晋流动人口约150万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初年人口迁徙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西汉初年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徙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隋唐繁荣的影响。
材料 与秦汉魏晋不同，北魏开国近百年间百官无禄，吏治腐败与此关系颇大。在参考《周礼》和两汉魏晋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禄，并规定“罢诸商人”、增收户调及严惩赃罪。班禄诏显示，北魏地方政府与商人关系密切，地方官府中大概存在着类似隋朝公廨田的田产，其收获物需通过商业贸易或发放高利贷牟利。约在俸禄制实行前十年左右，实行俸禄制的建议已被提出且有零星官“禄”的记载，这表明俸禄制是在总结之前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定型和成熟化的产物。俸禄制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班禄诏及一年多之后颁布的新税制，户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民众的负担在短期内无疑会有加重。针对废止俸禄制的提议，中书监高闾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角度系统阐释了实施俸禄制的必要性及其政治作用，认为俸禄制实施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将受到遏制，民众的实际负担则会减轻，有利于更好地加强统治。
——摘编自张金龙《北魏俸禄制的班行及其背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孝文帝实行俸禄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时期俸禄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材料 诸葛亮（181-234年），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为了使农民安于生产，他强调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禁止豪强地主掠夺农民土地。诸葛亮很重视水利，他在都江堰设置揠官，派一千二百名堰丁对都江堰进行维护，此举保证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使成都平原出现了“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的繁荣景象。蜀汉地域较小、人口较少，诸葛亮多次伐魏，又多因粮尽而退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诸葛亮利用军队在汉中地区进行屯田生产。诸葛亮还利用蜀汉的自然条件发展手工业生产，蜀汉的丝织业得到了繁荣。诸葛亮实行盐铁官营政策，设置司盐校尉管理盐的生产和销售，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军器生产。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概括诸葛亮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诸葛亮的经济措施。
材料一 在商鞅的改革措施中，虽然大多数都和政治、军事和经济相关，但都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通过改革，秦国社会上形成了“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风气，秦军士兵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而且民众以勤于农事为荣，民风趋于淳朴，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在社会习俗方面商鞅强制从大家庭中析分出大量的小家庭，使政府掌握的户数大大增加，其征收的户赋也随之提高。商鞅颁布法令禁止民众私斗，违反者视情节轻重依律处刑，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商鞅确立的法令，成为了秦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材料二 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札治与孝治思想来完成鲜卑族的文化变迁，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鲜卑民族在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同汉族一样，具有同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接受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
——摘编自岳雪莲《从北魏孝文帝改革看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为改变社会风气而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动鲜卑族“文化变迁”的方向和目的。
材料 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再适宜作为都城。493年秋，孝文帝放弃平城，迁往洛阳。洛阳素有“王里”之称，却在晋末大乱时毁于兵火，“号为荒土”。孝文帝“营洛务求壮丽”，“礼盛周宣《斯干》（祝贺周朝贵族宫室落成的歌辞）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里坊形制益发规整化。城中有“户十万九千余”，若按五口之家的标准计算，至少也有五六十万人。而后世王夫之则认为：迁洛“涂饰虚伪……糜天下于无实之文，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部落心离，浮华气长”，是北魏速亡的原因。
——摘编自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时期重建洛阳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孝文帝时期重建洛阳的活动。
材料一 学术界普遍认为，小麦原产于西亚，大约4000年前传入中国，经历了环境适应与品种改造，完成了从北方到南方的空间扩展历程。小麦的传播是在两个因素推动下完成的：其一为喜好面食的北方人南迁；其二为稻麦复种制的出现。黄河流域实施两年三熟制重在提升地区经济实力，而南方一年两熟稻麦轮作制则直接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连为一体。将水旱两种作物融入统一地块的同时，不仅空间上实行了南中有北、北中有南的作物分布格局，而且推动了两大流域间的文化认同与空间整合。
——摘编整理自沈为慧、赵剑锋等主编《史料阅读与微课设计：中国古代史》（下）
材料二 像云南这样的边远地区，玉米是在16世纪传入的。以种植玉米为主，开垦陡峻山岭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最南部的开化、广南、普洱三府中，曾以疟疾流行闻名的原始森林，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已被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的移民砍伐殆尽。
——[美]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年》葛剑雄译
(1)根据材料一，概括小麦传播的不同阶段。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小麦从中国北方传到南方最有可能发生的历史时期，并说明理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玉米在云南传播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小麦、玉米等作物传播带来的影响。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在1661-1812年这150年间，福建人口增加了9倍，耕地仅增加32%，人均耕地数从7.11亩降至0.9亩。道光年间“几乎年年有灾，灾区遍及全国”，维持生活“颇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中国人移殖澳洲，“殆始于1840年到1859年之间”。随着中外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洋布“把土布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无业贫民乘北风附洋舶往国外图生计”。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起义造反者的镇压，大量农民出洋避祸。如“广东新会平南王黄德滋，率部渡南中国海，最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成为淘金工人”。
——张秋生《略论早期华工移居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条件》
材料三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按照国籍划分，国际流离失所者居世界前十位的难民来源国及数量分别是：叙利亚660万人，委内瑞拉440万人，阿富汗300万人，南苏丹220万人，缅甸110万人，索马里90万人，刚果（金）80万人，苏丹70万人，伊拉克60万人，中非共和国60万人。
——陈冰《全球难民治理的出路在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方人民大规模南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对南方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华工赴澳的国内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当代世界难民的主要来源区域。结合所学，分析二战以来联合国为保护难民基本人权做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