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初，政府规定：“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鰥夫六十、寡妇五十、妇人有子若守节者勿强。”这一规定，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富户对当地乡村的掌控，但也有利于乡村基层的稳定。到了玄宗时期，随着富户阶层兴起，政府也逐渐尝试给富户摊派事务，并且兵役也多由富户承担：“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税、役都由富户负责，看似加大了富户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也将权力交到了富户的手中。

——摘编自谷更有《唐宋时期的乡村控制与基层社会》

材料二“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代财政彻底陷入瘫痪状态。面对困境，政府开始了全新的财税政策即两税制，有效改变了赋役不公的状况，大大减轻了贫农的负担，保证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此后唐代统治者亦多次下令，重申两税制：“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通过禁止人口买卖、叫停苛捐杂税、打击宗教势力等手段，政府有效地维护了乡村基层的秩序。而在两税制的背景下，富户成了赋税的主要承担者，这既解决了乡官制下里正没有足够能力收取赋税的缺陷，也有效保证了贫农的基本生存，故而富户阶层最终成了政府在乡村的代理人。至此，富户轮差的户役制兴起，唐代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基本完成。

——摘编自胡瑜锴《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唐代乡村治理转型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