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中国兴起了军国民教育。梁启超在著作中强调中国先秦时期就有武勇之精神，但也应借鉴他国的军国民主义教育，通过举国皆兵的教育，使国人“把体操练得好好的⋯⋯”，以造就武勇刚强的“新国民”。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和学社，特别重视军事训练。1906年，清廷推行学制改革，强调“体操一科，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辛亥革命后，学堂的体操课，被兵式体操和军事训练所代替，对此，茅盾曾说道“湖州中学的体操课，实在是正式的军事训练，远足是急行军的别名罢了”。新文化运动后不久，军国民教育为更为科学的新式学校体育所取代，近代中国体育自此脱离“国家化”的单向度，开始步入多元发展的阶段

——摘编自郑志林《论军国民教育与我国近代体育的兴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先后提出“国民体育”“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口号，并相继颁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等政策，明确要求在厂矿、学校、部队及机关中成立体育协会，切实开展体育运动；农村地区在群众性体育的广泛性和经常化上下功夫，有步骤、有计划及科学地普及因地制宜的体育活动。实施过程上，实行国家体委和体育总会统一领导，各部门相结合的分工合作、高度集中的垂直管理模式，各地群众体育活动主要以体育协会组织开展。20世纪50年代末，共建立全国性体育协会21个，基层体育协会近4万个，农村基层体育协会3万余个，广播体操、课间操及工间操等“操类”活动空前繁荣。后期，随着体育学校及体育场馆等基建项目落地，以球类、武术、拔河等项目为主的群众体育活动日渐丰富。

——摘编自赵述强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体育治理的历程回顾与新时代瞻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