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传统礼仪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内容。《礼记》中的很多篇对人们起床以及入睡时间、从早到晚不同阶段所应该从事的劳作类型及承担的职责等进行了明示和阐述。自周代起，学校中的学生到了农忙季节就要离开学校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在每年冬天的农闲阶段才是进入学校学习的主要时间段。在我国古代社会，一般家庭都具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提倡重视脑力以及体力劳动，并且通过家训家风的形式将这种优秀传统传承和发扬下去。

——摘编自杨玲《论优秀传统文化在劳动教育中的影响》

材料二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因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部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不愿毕业后成为劳动者，对无法如愿升学产生不满。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提出要加强劳动教育，提高生产技术水平。……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我国的教育方针。

——改编自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论纲》

材料一   自明中期以后，黄河、淮河流域水患频发。为此，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1950年10月，《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治理淮河的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为了统一治淮工程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筹组治淮委员会，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同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其所需要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治淮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48个县，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就发挥了一定作用。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河南、安徽、江苏三地政府调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各处工地。治淮民工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并在竞赛中改进施工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1952年7月，治淮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工程拦蓄的洪水灌溉了大量农田，使淮河流域连续获得丰收，淮河干支流的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物资交流。

——摘编自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材料

——摘编自王永玺、张晓明《简述中国劳模的历史发展》

材料一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改变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而且还直接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部署。在新中国成立后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全面遏制……由此导致守美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敌对与冲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美苏两个超级太国军事实力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苏全球争霸的战略态势呈现苏攻美守的局面，同时美国还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另一方面，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来自中国北部的安全威胁愈益增强。这些重大因素，连同中美现实主义式的外交互动有力地促成了中美外交的革命式接近。

——摘编自袁校斌、晋军《20世纪70年代后中美关系发展模式研究》

材料二   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政治包围，直至发动联合武装干涉。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西欧各国迫切需要苏俄这一广阔的市场。1921年3月，英国首先同苏俄签订贸易协定。1921年4月，列宁提出，“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和托拉斯之间的相互敌视，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1922年4月，在意大利举行的欧洲国家经济会议上，苏俄首次同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代表接触，但未达成任何协议。苏俄代表在会外与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两国同意在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条约打破了帝国主义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企图。到1922年底，与苏俄订立贸易协定的已有十一个国家。

——摘编自任众主编《世界通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