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材料一   科举制度因为有多种科目，“分科举人”，故名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打破了与“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但它完全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改编自《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二战以来，西方传统文官制度体系中政务官和事务官逐渐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文官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随着政府所处环境以及文官制度核心价值观的变化，传统文官永业原则受到挑战。统治阶级为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往往僭越制度的规范，典型的做法就是不经过考试任用的程序直接任免文官；另一方面，出于技术方面的考量，西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行政职位的一部分特别是高级职位向社会开放，不拘一格招揽优秀人才，这淡化了考试任用的制度刚性。

——摘编自《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官制度的嬗变与重构》

材料三   余（孙中山）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救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

——摘编自《孙中山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

材料一   清朝自17世纪后期以降，财政长期盈余，即使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能保持盈亏的大体均衡。甲午战后，清廷开支急剧上涨，入不敷出状态愈演愈烈。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力求财政的“近代化”。考察东西洋各国的大臣回国后提出效仿东西各国，设财政部、会计检察院等，慈禧等最终弃“财政部”不用，改户部为自古已有的“度支”，对会计检察院等更是置之不理。1908年，清廷决议“采行新的预决算制度，欲整齐天下之财政”，具体的过程中，各省与度支部的主张并不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各省岁入、岁出的安排，在各省造册上报的省预算中，体现出保护地方利益、推诿抵制的倾向。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摊派赔款等，默许地方就地筹款，国家传统税收外的各种捐税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一时间民心涣散，民变四起。

——摘编自王燕《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

材料二   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8.3万亿元，财政支出则从68亿元提高到22.1万亿元。长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型财政之后，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以2018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等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12.3%、10.3%，均超过了10%。财政政策在历经长时期的紧缩被动选项之后，自1998年以来逐渐走向主动积极，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之一。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明确了地方财政地位、注入了确定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王振宇《新中国财政70年回眸与展望》

材料一：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为考试官，因所录51名全南方人，故又称南榜。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因此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偏私南方人。明太祖朱元璋命于落第试卷中再择卷复阅，增录北方人。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有人上告说刘三吾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大怒并亲自策问，取录61名。因所录者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此事件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此后遂成定制。

——摘编自《明初南北榜案》

材料二：于政党分赃制带来行政动荡、效率低下、腐败盛行，1883年美国国会颁布《彭德尔顿法》，正式建立了以考绩制为核心的常任文官制度。该法规定：通过考试录用的文官实行常任制，由法律保障其职位；文官在政治上须保持中立，不得提供政治捐款；不受党派控制的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文官的考核。经过多年探索，美国文官考核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确立了职责一致、奖惩结合、公平对待的考核原则，强化对执职知识、工作速度、创造力等进行全面的考核，推进考核实施主体多元化等。

——摘编自王锦瑭《美国文官制的改革》等

材料三：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教育改革逐步深入。1951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高等院系调整工作，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各类高校的调整工作全部完成。经过院系调整，全国共有高校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及其他类型院校。这次调整也有不恰当之处，如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不适当地取消了一些学科，有的专业设置过细，对人才的成长与合理使用不利。

——据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等

材料一   秦始皇和李斯是秦帝国造者，他们的治国思想秉承了法家传统，是以“法”治国主张的信奉者、实践者。秦帝国的立法指导思想以“争强”、“治民”和“帝王之具”为指南。秦始皇之“法”：“诽谚者，族诛”，“以古非今者，族诛”，“偶语诗书者，弃市”。秦始皇二十年，“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志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

——摘编自《也谈先秦政治思想中的“法”》

材料二   罗马帝国经由罗马共和国蜕变而来，凭借的不仅是“使罗马四邻畏服的精兵”更有“使罗马内部安定的良法”。罗马统治者也时常表现出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倾向，但统治者的名分与统治的理论却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以自然法思想为归依，而人性平等、个人权利保障、权力的合法性及对权力的约定则构成了这种思想的心。在法治实践方面，如在涉及基督徒基于信仰而反对皇帝崇拜事件时，图拉真指示其部下：只要抓获罪证确凿的基督徒即可惩办，但有悔改表现则可宽忽，同时要防止诬告株逹，否则便有违于时代精神。罗马帝国法治实践的一件大事是罗马公民权在帝国范围内的实现。

——摘编自《论法律价值取向与政治稳定》

材料三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启蒙思想制定了各自的法律制度。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在法律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思想，注意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保证从立案到审理再到判决的每个程序的公开公正，建立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独立、专业的律师为被审判者提供辩护，可以减少法官对法律的误读；从普通民众中产生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和判决，使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法律事务。西方法律制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摘编自王元天《重新审视沈家本的领衔修律与司法改革》

材料一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银元成为西方列强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之一，清末外国金属币和钞票占到了中国流通货币的65.71%。清政府不得不调整币制与之竞争。成丰年间(1851-1861年)，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清政府决定铸造大钱、发行钞票，而户部“铁既可以抵钢，铅似可以抵铁”的措施造成恶性通货膨胀。1886年，张之洞购进了英国的造币机，开始铸造广东银币，引起各省效仿。1900年，清政府开始铸造无孔钢圆，各省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样式，1910年清政府将银币造币权收归中央(部分省份也可以代中央铸造银币并标明省份名称)，开始铸造统一的“大清银币”，其主体形制与钢圆相似。全国的行用银元形制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摘编自李钰《浅析晚清货币形制变革的原因》

材料二   1948年12月1日中国银行成立并开始统一发行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明确人民币在发行中必须坚持三条原则：坚持经济发行，反对财政发行；坚持计划发行，反对盲目发行；坚持中央集中统一发行，反对分散发行。在国家一系列统一财经政策的配合下，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国民党时期持续十二年的通货膨胀局面，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为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

材料一

——摘编自管汉晖《宋元纸币流通及其在世界货币史上的地位》

材料二   从秦朝至清初，圆形方孔钱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清代长期采用制钱与银两并用的双重本位制，银锭由各地自由铸造，名称不同且成色各异。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银元成为西方列强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之一，清末外国金属币和钞票占到了中国流通货币的65.71%。清政府不得不调整币制与之竞争。咸丰年间（1851——1861年），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清政府决定铸造大钱、发行钞票，而户部“铁既可以抵铜，铅似可以抵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1886年，张之洞购进了英国的造币机，开始铸造广东银币，引起各省效仿。1900年，清政府开始铸造无孔铜圆，各省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样式，1910年清政府将银币造币权收归中央式题篮（部分省份也可以代中央铸造银币并标明省份名称），开始铸造统一的“大清银币”，其主体形制与铜圆相似。全国的行用银元形制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摘编自李钰《浅析晚清货币形制变革的原因》

材料三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被誉为“中国名片”，其演化契合着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下图为1953年人民币。

材料一   据不完全统计，从秦汉至明清，各种灾害和歉饥就有5079次。统治阶级为应付灾荒，设置了一些社会保障机构。民间也曾广泛流行着许多自发形成的地区性或行业性的互助团体，它们有的以同一村庄的邻里乡亲为依托，有的以同一姓氏家族为纽带，有的以亲朋好友为网络，有的以同业人员为单位，构成了一个社会互助救济的民间群体。

——摘编自王国奇《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初探》

材料二   1951年，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一位得知此消息的职工说：“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到1952年11月底，全国实行《劳保条例》的企业达2860家，职工320万人。1953年，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改的决定》。1956年，全国实行《劳保条例》的职工达到1600万，比1953年增加了近4倍，签订了集体合同的职工有700万人，比1953年增加了10倍，合计共有2300多万职工享受了《劳保条例》规定的不同保险待遇。至此，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占国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4%。1956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依靠。”

——摘编自《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