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建国40年来，安徽省农业税的征收，贯彻中央统一规定的税法，评定“常年产量”，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办法。1949年，全省实际负担率12.4%，这一年农民负担较重，是为了支援解放全国的战争。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年）和“一五”、“二五”计划时期，实际负担率分别为9.26%、9.19%和12.2%。1961年，为了在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徽省根据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把平均税率降到9.3%，实际负担率从1960年的11.2%降低到1961年的6.5%。“四五”、“五五”、“六五”计划期间的实际负担率一直下降，分别为5.2%、4.1%、2.75%，1989年只有2.42%。
——摘编自安徽族讯
(1)依据材料，概括安徽农业税征收的特点。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新中国农业税的征收。
材料一 秦建立后，民众迁徙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里耶秦简曾记载，秦洞庭郡迁陵县启陵乡徙往都乡的劾等17户民众缺少登记年龄的簿籍，都乡希望启陵乡协助查询。启陵乡回复劾等迁徙时有过文书通知都乡，启陵乡现没有记录，不知道劾等的年龄，请都乡自己询问。这份文书是启陵乡写给县廷的，迁陵县守丞批复给都乡负责人“以律令从事”，要求都乡应按照规定去查询登记年籍。……岳麓秦简中有《亡律》，对逃亡者的身份类型及“匿亡人”者有详细划分和法律处理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关于汉代迁移户籍制度，居延汉简有如下记载：
正面：“建平五年八月□□□□□广明乡啬夫、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作都亭部，欲取□□。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
背面：“放行”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据上述材料，概括秦汉基层治理的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秦汉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 学者在张居正研究中，尽管对其在神宗即位后的身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称其为“政治家”，有的称其为“著名首辅”，有的称其为“改革家”，但在叙述其政绩时，大都不加辨析，以“改革”“改良”“中兴”等词来表述其行政特点……《中国人名大词典》认为张居正“在任时厉行革新。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田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把各项税收合而为一。用潘季驯浚治黄、淮。执政十年，成效卓著”……美国学者阿瑟·沃尔德隆认为张居正“并没有推出什么富有想象力的新政”，其在世时，“他所支持的防御和对外政策得到了继续。但是，这些政策依赖于他的特殊权力的支持……他没有能够重新改组机构，而只是利用个人权力控制住了他们。”
——摘自田澍《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剧变与明朝改革的轨迹》
(1)据材料概括张居正执政时的主要作为。(2)结合所学知识，从材料中选择张居正的一种身份及其对应观点予以评析。
材料一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有两项任务： 一是向苏联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二是与苏联签订新的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寻求苏联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和支持。随后，中苏双方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强大助力。
——钱津《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的道路与成就》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苏联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摘编自左凤荣《中国改革开放是对斯大—苏联模式的否定》
(1)据材料一，指出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评析。
(2)据材料二，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用史实予以说明。
材料一 宋代科举取士情况简表
| 科举取士人数 | 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 |
| 进士出身背景 | 据《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载，仅该年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184人、平民出身的417人。 |
| 担任高官比例 | 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 |
| 进士及第方式 | 礼部录取后，要到殿庭复试。及第与否和及第等级由皇帝决定。 |
——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等
材料二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据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的立国特色加以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逻辑严密）材料 汉高祖时期任命的刘姓诸侯国相基本都是最早加入刘邦集团的将领，地位普遍很高。在刘邦制定“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王原则时，这类军功阶层极力维护建立于郡国并行制基础上的汉政权。此时所封刘氏诸王大多年幼不能执政，故由诸侯国相、傅代理掌治其国，帮助王国稳定。中央政权与王国间相互协作，为汉初中央政府制定的政令、举措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文、景时期，中央政权与王国间的冲突、诸侯王骄奢不法之事逐渐增加。诸侯国相在中央命令下，从王国内部取得对王国兵权的控制。“七国之乱”后，汉武帝为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而设立“左官”“附益”“阿党”，“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
汉武帝晚年至昭宣时期，诸侯国相的职能与汉郡太守职能渐趋一致。宣帝继位后，“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即重用“通经”“明理”并熟悉政事的大臣为郡国守相，来循吏拊民。此时期诸侯国相在职责上除了监督、辅助诸侯王外，还有着提高地方治理政绩的责任。元帝好儒学，即位后为包括太守、诸侯国相在内的地方官员附加“宣明教化”地方人民的职责。成帝时期，正式提出将相、内史与郡太守、都尉对等接轨，制度上规定相承担王国行政职责。
——摘编自陈昆、李禹阶《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材料一 江西按察使凌在《西江视臬纪事》一书中，回忆了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他在江西的任职经历，其中不乏对清朝乡村治理的看法。他针对当时流行秘密宗教，建议“凡寺院歇店等处，如有容留来历不明之人，保甲一并惩处。”他发现约长宣讲《圣谕广训》成效不大，提出各州县要“勤于宣布”，“不难易俗移风”。谈及江西推行族正制的情形，他指出族长未必都是公正之人，最好在族正之外另设族约，以举、贡、生、监中下层士人担任最佳。他认为治理宗族和乡村主要靠教化，不能给予宗族和保甲太大的权力，不能使之成为摆脱国家的乡村自主力量。
——据凌《西江视臬纪事》等
材料二 雍正四年，族正制作为保甲的一环出现，保甲、乡约渗透到宗族中，称为宗族的保甲乡约化。学者常建华根据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他查阅了乾隆六年二月广东按察使潘思榘奏折、乾隆十五年广东督抚批准该省《设立族正副约束子弟总理尝租》的文件，认为广东族正是作为保甲系统设立的。他通过研究乾隆七年江西巡抚陈宏谋推行的族正制，指出族正由宗族内部选举出来，经州县“查验确是”，给予牌照产生，族正的首要职能是讲读《圣谕广训》。
——据常建华《清朝大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述清朝乡村治理的主要举措。(2)评析材料一、二论点所依据的不同类型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英国的济贫历史十分悠久。1601年的《济贫法》就规定，地方教区负有救助贫民的义务；国家开征救贫税，作为济贫费用的专项开支；各地方保安审判官负责组织当地教区的救助事宜。《济贫法》的实施标志着英国的济贫体制基本确立。其中一些重要原则影响深远，如对老、弱及残疾人、穷人实行院内救济，不准对不愿意入（济贫）院的贫民给予任何院外救济；收容贫困儿童、青少年到贫民习艺所进行技术培训；对寻找工作的穷人，给予劳动介绍；对健壮的流浪者和乞丐，采取强制收容和强迫劳动。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布《住所法》，规定凡擅自变更居所的人，都得被送回其法定住所所在地的教区，非法居留者则被驱逐出境。
——摘编自毛日清《论英国社会福利的历史演进与特征》
材料二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期，英国农业连年歉收，物价飞涨。工业革命初期，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加剧了谋生的竞争。1779年，兰开夏地区出现大规模反机器骚乱。1793年，英法开战，法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英国贸易受到阻碍，食品价格飞涨。1795年，英王颁布法令，正式废除《住所法》中的“预防性驱逐权”，人口流动得到保障。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出台，该法案对进入收容机构的穷人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人身约束制度，如进行日常劳动，男女隔离，不准吸烟、喝酒，外出、会客须经请示、汇报等。收容机构往往食物粗劣、劳动繁重。时人嘲讽道，身体健全的人要么设法自立，要么进入“井然有序的劳动院”。
——摘编自卢海生《试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济贫法的调整》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近代英国的济贫政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政策调整的原因。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 户籍年代 | 均田户数 | 受足户数 | 平均每户应受田亩数 | 平均每户未受田亩数 |
| 高宗时期 | 1 | 0 | 101.0 | 69.0 |
| 武则天时期 | 4 | 0 | 143.5 | 102.0 |
| 玄宗时期 | 32 | 2 | 148.7 | 106.6 |
| 代宗时期 | 11 | 2 | 149.3 | 89.8 |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均田制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我国古代自秦以来，多数朝代的监察机关职责就是监察百官。自中央至地方垂直领导， 具有相对独立性，监察官员摆脱了行政、司法桎梏，被誉为“天子的耳目”。历代对监察官员的选拔均十分严格，而对监察官员的考核，比一般官员更加严苛，奖优罚劣力度极大。 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唐代的《监察六法》、明代的《宪纲条例》等都是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制监察权行使。为使监察机构既发挥应有效能，又要防止监察机构形成社会和地方独立政治势力，皇帝一方面赋予监察官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同时又不得不压低他们的官职品级。
——摘编自巩建萍《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评析及其现代镜鉴》
材料二 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主张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坚决反对沿用封建监察模式，认为监察官员是对民选的国民大会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并主张监察官员应从考试、选举、任 命等较为民主的方式中产生。要求监察机构作为政体的一个独立部分，加强对所有政府官员的监察，充分保证监察机制能够持续有效地发挥它的效能。同时，他们吸取了中国古代监察思想的合理成分，反对只依赖议会对政府进行监察，认定建立独立的，有较大权力的监察机制是必要的。
——摘编自马克敏《略论民国时期的监察思想》
(1)据材料一说明统治者为实现监察效能最大化所做的制度设计，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监察制在汉、唐、明三代发挥“天子耳目”作用的具体史实。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监察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