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税制改革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以一条鞭法为例，“条鞭并夏税、秋粮、均徭、里甲、土贡……。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此所谓积累莫返之害。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折银。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此所谓所税非所出之害”。……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於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黄宗羲对一条鞭法的看法。材料一 公元52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由前司法大臣领衔的十人委员会开始编纂新法典。在编纂的过程中，委员会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避免过时和矛盾的地方，并使之系统化。新编纂的法典中，皇帝的谕令在法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关奴隶制的法令被简化了。在关于嫁妆和妇女的婚前财产方面，查士丁尼规定离婚时丈夫返还给妻子的婚前财产应该与嫁妆的价值一样。534年新法典颁布，但是编纂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之后，他又颁布了许多谕令。这些谕令的编辑工作一直持续到皇帝逝世时为止，后世称之为《新律》。《新律》是用希腊文完成的，这样的做法实则是对东罗马帝国日益希腊化趋势妥协的产物。
——摘编自陈勇《查士丁尼法典评析》
材料二 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时期，《永徽律》颁布。后人将《永徽律》与注疏的合编本称为《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划为“十恶”，“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唐律疏议·名例篇》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按照唐律规定，七岁以下和九十岁以上的犯有死罪之人，不判死刑；十五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患有残疾的人，犯流罪以下的罪行可以收赎。唐太宗执政时期，因错杀大理丞张蕴古、交州都督卢祖尚，后悔之余制定了死刑执行前需要执行“三复奏”“五复奏”的制度。唐高宗即位后，“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
——摘编自石志刚《《唐律疏议〉的内容及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查士丁尼法典》产生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律疏议》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两部法律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在叙述罗马共和国崛起的过程中，波里比阿不止一次强调，罗马人能够在战场上无往不胜，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优秀。既然单纯政体有它的缺点，他就思考一种 比较理想的政体来避免单一政体的缺陷，他提出混合政体作为答案。“将所有优秀政体 的优良与突出部分合成于其中，不让任何一种原则不恰当地成长，转变成为它的堕落 形式。”三者(罗马的三大机构)通过平衡与制约使政体达到稳定状态，“不能忽略任 何一部分，因为所有的力量都各司其职应对当前的需要，它们的联合使国家足够应付一切紧急事件，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政治体系了。”
——摘编自晏绍祥《波里比阿论古典罗马共和国政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析罗马共和国政体的混合特征。材料一 唐太宗时，道的武官出征时称大总管，平时在本道称大都督。唐高宗以后，大都督“带使持节”称为节度使。景云二年，正式置节度使，后来边防各地共设八个节度使。至德之后，内地的刺史也加受节度使官衔。中央向各道派遣的大使为文官，名目繁多，有巡察、安抚、按察使、按察采访处置使等。但道的最高长官节度使都兼文武职，军、政、财无所不统。
——邝士元《中国经世史》
材料二 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民主空气的吹拂，各种政治势力的头面人物误认为民主参政的春天已经到来，纷纷结社，组党，办报，开展政治活动，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袁世凯虽占据总统之宝座，但只要内阁大权握在国民党手中，即可时时牵掣他。而国民党派系以外的其他各党，则对袁世凯抱有更大的幻想，对国民党的独揽政权心怀不满，欲借重袁世凯来压制国民党。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将所有的大权都揽入手中，只是其羽翼未半之时，还需要拉拢一些党派为幌子，做一点民主的姿态。
——李喜所等《民元前后国民“参政热”评析》
材料三 1939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重新抬头，有些同志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要破裂，党应该重新建立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结果在实际工作中，抵触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严重破坏了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的团结抗日的政治局面。为此，党中央提出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它“可以用铁一般的行动证明新民主主义政治远优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使广大人民在其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体验和了解民主政治远比专制政治为好”。
——王顺喜《试论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原则》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唐代道职能的演变，并分析其消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民国初年革命党人限制袁世凯权力的做法，并说明袁世凯“做一点民主的姿态”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三三制”原则的内容，并简析该原则实施的历史意义。
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清末教育的基本法规，其对历史课程的“要义”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该章程指出，中小学历史的“要义”在于陈述“历朝治乱兴表大略”“历代帝王之大事”“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及“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和“振发国民之志气”。
——改编自《用多种类型的情境化学生活动培育核心素养》（《历史教学》2024年第1期）
请简要评析晚清《奏定学堂章程》有关“历史课程的‘要义’”之规定。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材料 20世纪初，英、日、美等国表示，如果中国能改良法律，就放弃其在华领事裁判权。1902年，清政府任命沈家本（1840-1913）为修律大臣。1904年，修订法律馆正式开馆。沈家本提出“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世界未有无法之国而长治久安者”。北洋政府频繁进行制宪活动，并大量援用清末法律。
| 时间 | 沈家本参与的重大修律事件（部分） |
| 1906年 | 主持修订《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和《刑事民事诉讼法》 |
| 1906年 | 《破产律》等获准颁行 |
| 1907年 | 拟定《看守所规则》，提出改建新式监狱 |
| 1905—1909年 | 翻译《德意志刑法》《法典论》《西班牙国籍法》等几十部法律文献 |
| 1912年 | 撰写的《汉律摭遗》定稿，此书全面记载和分析汉律，并且对比唐律 |
材料 由于礼的侵入，法律思想的德化，法律制度的儒化，使道德高于一切，法律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人们的意识中道德的标准高于一切，道德意识较强，法律意识是服从于道德意识的。另外，由于德礼为先，属主导，将法的作用限制到一个极小的范围即罚以内，人们对于法的认识仅在于是镇压、惩罚，这样一来，人们避犹不及，更谈不上运用和掌握。
——郑永流 萧伯符《再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析中华法系的“礼法结合”特点。
材料一 英国历史大事年表（部分）
| 1215年，国王签署《大宪章》，确立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原则 1628年，国会通过《权利请愿书》，限制国王的征税权 1689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扩大议会权力限制王权 1721年，沃波尔成为英国第一任内阁首相，主持内阁 1765年，工业革命开始 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 1836年，洛维特领导成立“伦敦工人协会” 1836—1848年，宪章运动 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 1884—1885年，第三次议会改革 |
材料二 1945年，成立了协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时的运行机制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帮助维持黄金与美元基本固定的汇率，由此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开始临时运行，其主要职能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而逐渐降低各国的关税。凭借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大量涌现、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战后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主要西方国家GDP年均增长率统计表（%）
| 年份 国家 | 1951—1959 | 1960—1969 | 1970—1979 |
| 法国 | 4.8 | 5.7 | 4.1 |
| 美国 | 3.3 | 4.2 | 3.2 |
| 日本 | 7.2 | 11.6 | 6.1 |
| 联邦德国 | 6.9 | 5.0 | 3.3 |
| 英国 | 2.6 | 3.0 | 2.3 |
| 意大利 | 5.5 | 6.6 | 3.2 |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括影响近代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
(2)20世纪50—70年代初被称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评析这一现象。
材料一 罗马共和国以其精妙绝伦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世西方民主宪政理论及权力制约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罗马人的成功，首先是由于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建立了严密的制衡机制。罗马共和国的分权制衡不仅仅是依靠各权力机关的相互制约，更重要的是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制衡关系，为共和政体制定了一整套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制度，依靠法律的力量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个权力机构、各种政治势力的权力和运作规则。正是这一点被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视为珍贵的思想财富，成为近代分权学说和法治政府的直接思想来源。
——摘编自宋紫朝《罗马共和国权力制衡研究》
材料二 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的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讲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逐渐被政权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所取代。党在建国实践中通过确立合法化的政治权威，确立新的政治架构及政治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民主政治的新生等措施，大大推进了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摘编自刘朋《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实践与政治现代化的合法性权威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罗马共和国权力制衡运行机制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述钱穆先生认为“中山先生慧眼卓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从孙中山的理论到实践的贡献角度简要评析其“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两个典型。并以新中国初期政治建设为例说明“党在建国实践中通过确立合法化的政治权威，确立新的政治架构”的表现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