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1903年，他撰文论述道“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由此可知，其主张意在（       ）

材料一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伦敦是最早出现近代贫民窟的城市之一。1851年，英国成为首个城镇化率突破50%的国家，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是全国制造业中心与主要贸易港口，吸引着全英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就业人口。同时，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当时英国市场经济并不稳定，许多工厂雇有大量的临时工与季节工。伦敦高昂的房租和物价水平远超其他城市，1850-1880年，伦敦市中心普通住房的租金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导致政府更愿意将住房问题交给市场去处理。于是，大量非熟练工、临时工、季节工与失业群体只好搬进过度拥挤、卫生状况恶劣但租金相对较低的居民区生存，而这些居民区也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长逐渐成了贫民窟。

——摘编自高舒琦《19世纪英国伦敦贫民窟更新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国家。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拥有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两大体系，其中，以“组屋”为代表的保障性住房始终占据主体地位，而商品房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降至不足1%。早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1966颁布的《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这保证了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所需的土地。组屋售价由政府根据中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而不是成本决定，建设组屋的亏损由财政补贴。政府还限制居民购买组屋次数，更不允许以投资为目的买房。1994年，政府还推出住房特别援助计划，以各种形式向国民提供住房补贴，使组屋价格始终保持在普通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20世纪90年代后期，组屋开始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

——摘编自郭伟伟《独具特色的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