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公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殷商甲骨卜辞中已有“令”“告”“册”等公文雏形，西周出现“命”“诰”“誓”等王命文书，分别用于授官赐爵、发布政令或训诫臣僚、征伐誓师等重要活动。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公文文种及数量还很有限，较为系统的行文关系尚未形成。
——摘编自何庄《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材料二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三 信息是历代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事关重大。宋代在信息的搜集和处理上，除章奏、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外，还有其独特之处。群臣面对、臣僚章奏、经筵议论乃至士民上书都是君主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同时政府以行政、监察系统为主，财政、司法等专门机构为辅，建立起多层多途错落纵横的政绩考察途径来丰富信息搜集渠道。信息的搜集和处理强调时效，情报的最终汇聚点，是君主所在的“御前”。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古代文书制度的特点并简析文书制度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信息搜集渠道丰富的原因。
材料一 汉王朝在广阔的边疆地区以长城为主干，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瞭望预警和防御为一体的边防体系，以防御来犯之敌，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对强大的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武力进攻、纳降、内徙、分化瓦解等政策；对西域诸国则是先后采取了频繁遣使者往来以密切关系、武力征服、和亲、屯田、册封官爵等政策和措施……从边疆稳定、民族关系和睦的角度看，汉王朝的边疆政策是较为成功的。……清代不仅通过设置东北三将军、伊犁将军等在陆路屯重兵于边疆，在海疆亦设立全面的防御体系，定期巡边。边疆将军管理所辖区的边防、屯田、贸易和征税诸事务。清廷还对边疆各族采取盟旗、伯克和土司等管理制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强调其地方行政由本民族人士负责。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导致中国国门洞开，从此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西北方向，英俄插手甚至侵入新疆、西藏；东南方向，美国、日本先后企图侵占台湾；西南方向，法国的侵略战火从越南蔓延到了中国本土。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全方位的边疆危机，面临被瓜分的威胁。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经略边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相比，近代中国边疆碰到的新问题，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伦敦是最早出现近代贫民窟的城市之一。1851年，英国成为首个城镇化率突破50%的国家，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是全国制造业中心与主要贸易港口，吸引着全英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就业人口。同时，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当时英国市场经济并不稳定，许多工厂雇有大量的临时工与季节工。伦敦高昂的房租和物价水平远超其他城市，1850-1880年，伦敦市中心普通住房的租金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导致政府更愿意将住房问题交给市场去处理。于是，大量非熟练工、临时工、季节工与失业群体只好搬进过度拥挤、卫生状况恶劣但租金相对较低的居民区生存，而这些居民区也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长逐渐成了贫民窟。
——摘编自高舒琦《19世纪英国伦敦贫民窟更新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国家。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拥有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两大体系，其中，以“组屋”为代表的保障性住房始终占据主体地位，而商品房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降至不足1%。早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1966颁布的《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这保证了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所需的土地。组屋售价由政府根据中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而不是成本决定，建设组屋的亏损由财政补贴。政府还限制居民购买组屋次数，更不允许以投资为目的买房。1994年，政府还推出住房特别援助计划，以各种形式向国民提供住房补贴，使组屋价格始终保持在普通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20世纪90年代后期，组屋开始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
——摘编自郭伟伟《独具特色的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19世纪伦敦贫民窟形成的历史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加坡“组屋”建设的特点。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近现代城市居住环境变化的启示。
材料一 汉武帝为了独揽大权，一方面采取措施削弱丞相的权力，如从建元元年到建元六年，短短六年之内，就罢免了卫绾、窦婴、许昌三位丞相；剥夺丞相“主臣”“除吏（任免官吏）”的人事大权等。另一方面，为了弥补因削弱相权而带来的空缺，汉武帝提拔了一批出身低微但又才华横溢的文人、近臣，并让他们参与朝政，从而培养出了一批紧密团结在自身周围而又能与丞相为首的官品分庭抗礼的内朝官。
——摘编自郜金山《汉武帝时期朝议制度的研究》
材料二 明成祖永乐初年，阁臣的地位还较低，大都是些编、检、讲读之官，没有官署，行政上与诸司没有从属关系—“不得专制诸司”，阁臣主要奉皇帝旨意办事。……自宣宗后，入职文渊阁的大臣均相继晋尚书，且日后大学士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这些都标志着内阁成员地位的提高，也为阁权在其强势时期凌驾于部权之上提供了契机。……内阁根据上谕草拟诏救，但如果内阁认为上谕有假或不妥，则可以封还上谕，等皇帝再示明白之后方可草拟。
——摘编自张海英《明代内阁制度的盛与衰》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设立内朝的原因及其与明代内阁本质上的共同点。(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设立的内朝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分析明代内阁制度的变化
材料一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折狱”或“引经决狱”，是遇疑难案件依据从《春秋》等儒家经典中抽象出的法律原则进行决断的审判方式和制度。在汉武帝“尊崇儒术”的背景下，由中央司法机关廷尉处理疑难案件时率先采用并逐步盛行并制度化。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审判方式和制度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是因为它能妥善处理司法中的疑难案件，能对中国古代法律的漏洞和偏颇起到补阙和纠偏的作用，它既是中国古代的司法衡平机制，又是法律缺陷的修补机制。
——摘编自吕志兴《春秋决狱与中国古代法制的真实关系》
材料二 唐代中央政府的司法机构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机关组成，地方的司法工作由州县的行政长官兼任。唐代司法的一般程序分为起诉、审判、复审、执行四个阶段。从法律上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司法制度，其中规定的诬告罪、法官审判责任制、御史台官员监督参与司法、会审制度、上诉制度、复审制度、死刑复核复奏制度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唐代司法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行公开的不平等。皇亲国戚、官员犯法，有上议、上请、官当等特殊规定，从而保障封建的等级特权。
——摘编自冯辉《唐代司法制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实行“春秋决狱”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司法的特点。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人口统计都是以户口为调查对象，而掌握户口数的主要目的是征收赋役，因此政府在统计时只限于设置郡县的地区。普遍存在的户口隐匿和人户逃亡也降低了户数统计的准确性。明清时期，户籍与赋役逐渐脱钩，但百姓依然以少报或漏报为宜。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1卷）
材料二 1982年，《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内，在对价格不作大的调整的情况下，应该改革税制，加快以税代利的步伐。这不但可以更好地发挥税收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而且将进一步改进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人口统计不准确的原因。(2)结合所学知识，探究材料二对于研究新中国税制改革的史料价值。
材料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中学历史课程内容设置的规定：
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驰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
次则讲各国史：先就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印度、波斯、中亚细亚诸小国，宜详于日本及朝鲜、安南、暹罗、缅甸，而略余国； 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
次则讲欧洲、美洲史，宜就欧美诸国讲其古今历史之重要事宜；详于大国而略于小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
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醒悟强弱兴衰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摘编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奏定学堂章程》中学历史课程内容设置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清末中学历史课程内容设置的主要因素，并任选其中一项因素结合史实加以阐述。
材料一 “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
——摘编自黄日葵、李大钊等《北京同人提案》(1922年夏)
材料二 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 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摘编自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1941年4月15日)
材料三 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党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22~1927 年为建立“联合的战线”所做出的努力。(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民主政权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汉武帝时，只叫地方长官每年要选举些孝子廉吏，但后来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为之阻塞了，于是大家都争要为孝廉。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如是则孝廉不分，仅成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后来又请托舞弊，逼得朝廷于察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如是则全失却原来察举孝廉之用意。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这些通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宋政府的重用。宋代文官制度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部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势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
——《浅析宋代文官制度的得失》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汉代选官制的依据和方式前后有何变化?(2)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文官政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魏晋时期选官依据与汉代相比有何不同。
材料一 1861年，清政府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建立了近代外交机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衔门，简称总理衡门），其成立引起了封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为了培养具有近代国际法知识的能够办理对外事务的人才，详务派将国际法作为京师同文馆的一项重要课程。课堂上所使用的教科书，以丁韪良翻译的四卷《万国公法》为主，丁韪良与其学生共同编译的其他国际法书籍也被作为教材使用。国际法的传播，不仅使洋务派逐步学会运用国际法原则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也唤起了人们对中国法律制度的重新审视。
——摘编自李青《综论洋务派的法律思想与实践》
材料二 西方法治是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争权进程中相互妥协的产物。西方基于宗教信仰的法治基础并不适合中国。中华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拥有扎实民众根基。中国现代法治的发展需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以及对西方法治理念的批判性借鉴。唯有如此才可填补中国法治话语权的缺失，增强法治领域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孙海英等《中国法治观念的反思与发展进路基于中西方法治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传播的表现及其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二，指出西方与中国在法治基础上的不同点，并综合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近现代法治文化发展进程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