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管理下，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渠道更加通畅，对民族分裂势力及外来侵略的抵御和抗击更加有力。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奉行“天下一统”的思想，各民族特别是建立过局部政权和全国政权的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大一统时期，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政策包容性比较突出，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历史上的移民开发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交融，对开拓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发展的经验充分说明，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
——摘编自王欢、于连锐、孟静静《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因素》
材料二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内容非常丰富。如孔子倡导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四海之内皆兄弟”，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礼记·王制》中记载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董仲舒所概括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些主张不仅为解决当时民族问题提供智慧，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因素及意义。(2)材料二是学者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认识及主张，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事选择其一予以说明。
材料一 从民族关系及相关认识来看，唐初所修撰的“五代史”与南北朝时沈约所撰《宋书》、萧子显所撰《南齐书》、魏收所撰《魏书》有显著的不同。《宋书》《南齐书》涉及北朝史事称“魏虏”，《魏书》涉及南朝史事则称“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这种认识与称说，在“五代史”中都有所改变，不论是《梁书》《陈书》涉及北朝史事，还是《北齐书》《周书》《隋书》涉及南朝史事，多书为国号加“帝”或国号加官称与人名。“五代史”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即认为北周先人出于炎帝后裔。
——摘编自瞿林东《从正史编撰看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谈唐修八史和元修三史》
材料二 边疆之得失，实关一代王朝之兴衰，关系当代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边疆不断统一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清以前，历代以长城为限，实行华夷分治，始终没有完成对边疆的真正统一。至清，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提出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新“大一统”理论，废长城，合内地与边疆为一国即中国，在边疆设治，与内地一体化，统归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实现对边疆的完全统一、中国及其疆域告成。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边疆研究的三把钥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初所修撰的“五代史”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在民族管理观念上的进步性，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随着革命情绪高涨和革命成果的积累，发动群众、公开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新的目标。截至1929年底，在中央苏区建立各级政权500个，其中区级苏维埃政权50余个，乡级苏维埃政权400多个。不仅如此，相关基层政权的法律法规也建立完善，如《苏维埃临时组织法》《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等。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各地的城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治理体系雏形，从而改变了以往基层政权较为分散和无序的状态。这些基层政权承担的职能涵盖了生产发展、群众动员、政治宣传、社会协调等，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团结各个抗战力量，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对原有的基层政权进行改造。在各级政权中，中共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人士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1941年5月，明确以“三三制”作为政权建设基础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颁布。这次基层政权的变更，寓意着动员群体的扩大和动员制度的修缮，群体的多样化带来利益需求的多样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丹妮、黄颜飞《从动员到整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演进路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央苏区基层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根据地基层治理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启示。
材料 1901年，黄中慧明确提出：今“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兹谨拟工艺局章程若千条，防患未形，寓养于教”。在1902-1909年间，山东、浙江等22个省都创办了省级工艺局。农工商部之工艺局开业之时，就把游民中的少壮者作为主要的招收对象，到1907年时招收艺徒的规模已达500人，且“分隶各科，责成工师，认真指授，就所学之难易，分别二年一年毕业”。
1903年，袁世凯创办了北洋工艺局，作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该局“先后毕业生共计二千余人。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场毕业工徒”。一些士绅纷纷开设工场，吸纳了北洋工艺局毕业的工徒，仅高阳一地的棉布生产在1909年就达95万匹，1910年上升到148万匹。四川工艺局成立后，到1910年已有近百家工艺局所和工场，生产有革制产品、肥皂、……其中不少“改良土产十分行销”。在晚清开办的工艺局所中，虽然有相当数量的传授科目是现代工艺技术，但是，传统工艺的手工业技术培训仍是各地工艺局所中的大宗科目，如木工、竹工等，而且还有不少属于特种手工艺的科目等。
——摘编自张九洲《论晚清官办工艺局所的兴起和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官办工艺局所”创办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官办工艺局所”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外学界持续关注了人民政协制度，下面是国外学者关于人民政协制度的研究情况及研究视角。
·新中国成立初期：预测政协的影响，辨析新中国与苏联在国家形势上的异同。
美国学者施泰纳认为中共建政之初，出于迫切巩固革命时期形成统战同盟的需要，人民政协被看作“临时权力机关”，主要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中潜在的同盟力量以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强调中国政治发展的本土特征，强调田野调查和第一手资料在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政党代表性，象征着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人民政协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精英代表性；人民政协具有一定的新兴社会阶层代表性。
·21世纪以来：对中国政治制度及其韧性进行讨论，对人民政协的研究呈现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特征。
浙江省温岭市自发产生的“民主恳谈会”这一民主形式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华裔学者何包钢就曾提出，温岭基层乡村的协商民主实验是否能够影响顶层的“两会”制度设计。
——摘编自金文《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外学界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制度研究的演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新中国人民政协制度为何能引起国外学界的持续关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应该如何看待国外学术界对中国人民政协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 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故此制因价值丧失以致事实上之消灭。然在周代既有长时间的历史，儒家复衍其法意以立教，故入人心甚深。
——摘自《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儒家重视宗法与族谱的生活伦理和社会功能，并将宗法伦理运用于族谱的编撰之中。张载主张用宗法与谱系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苏洵在创修《苏氏族谱》时，明确希望“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摘编自张载《张子全书》、苏洵《嘉祐集》
材料三 后世封建不行，而宗法因之以不讲……盖因谱不时修耳，不然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摘编自陈瑄《方氏统会宗谱序》，嘉靖三十七年
(1)根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明儒家编撰族谱的目的，并指出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材料一 20世纪随着利益集团的发展，美国国会、文官与利益集团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这就是著名的“铁三角”的出现。“铁三角”不仅代表美国政治势力组合的新变化，而且已处在“美国政府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心脏位置”。在“铁三角”中，文官又处于一个极为有利的地位，以至于有人惊呼“在美国，与其说是政党政治，不如说是官僚政治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决策的主要活动场所”。
——摘编自石庆环《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绵延千年，中间递有改革，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制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怪事。好像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依然还只是我们独有的黑暗专制政治下面的一种愚民政策。幸而孙中山先生重新还把此制度提出，列为五权之一。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概括材料一中美国政治的问题，结合所学分析原因。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钱穆的观点。
材料一 雍正初年（1723年），清廷为对滇东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原来土官治理区域加以区别，为开矿政策的推行扫清障碍就是这一系列治理措施的目的之一，很快矿业得到快速发展、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繁荣期，云南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为了把滇铜运往京城、乾隆时期、云南总督张允随还主持开发了金沙江，以便从水路运铜。清代在边疆地区还设置了铺递路线，仅云南就设置铺递路线460余处，形成了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清代统治者继承了元明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西南地区积极兴办学校，如云南省府州县的学宫，在前代60余所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余所。清廷还通过巡阅的方式来加强西南边防、戍守边陲、以期达到保疆固困之目的。
——摘编自吴喜、杨永福《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于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列强不过是想要获取利益的“外夷”而已，只要满足其利益便可与之“结与国之欢心”。但国内的武装起义却是威胁清王朝统治的心腹大患。因此，只要能够维护其统治的利益，那么边疆亦可弃。直到大片国土的沦丧已经逐渐威胁到清朝统治的核心利益之后，清政府才开始转变传统的治边政策，即推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清王朝也逐渐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但是清王朝依旧没能摆脱落后封建制度的桎梏，没能有效地整合国家，也没能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而清政府治边政策或者说治边战略上的失误正是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前期治理西南边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调整边疆治理政策的原因，并谈谈其对现代边疆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清廷最初规定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于下次上奏时趁便奏缴，其后改为按年呈缴，清末又改为年终交由军机处汇缴。朱批奏折需连同奏匣、奏夹、封套一并缴回，在京官员赴衙门，在外官员则赴该省督抚处呈缴，休致或降革官员则呈明该省督抚、该旗都统代缴。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不得隐匿存留，违者严加惩处。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至隋唐文书行政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代奏折制度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原因。
材料一 进入20世纪后，国际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制度开始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破坏了国际法，使国际法面临严重危机。然而，国际法并没有消亡，它仍然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继续发展。国际联盟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国际法院的诞生，这是国际司法制度的一种进步。开始出现的广泛强制仲裁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早在1920年，国联行政院的一个决议就表明，国联成员国中立的概念并不符合如下原则：所有成员国在实施针对盟约违反国的行动方面有合作的义务。1934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非战公约》的解释条款，并指出，在交战双方都违反该公约的情况下，可以免除中立国的传统法律义务。
——摘编自杨泽伟《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分期》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虽然规定了禁止侵略战争，但是它既没有设立有效防止战争的机制，也没有详细规定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二战进程中，同盟国开始着手制定追究侵略责任、严惩反和平罪行和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行的规范，并建立实施了这些规范的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普遍认同。由于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海洋法、航空法、空间法和国际人道法等方面的发展，传统战时中立的权限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方面扩大了，而另外一些方面则受到了限制。与现代国际法中的《国际联盟盟约》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了显著的进步。国际法院于1946年在海牙设立，国际法院的裁判实践，对国际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以来，国际法院的判决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正义力量的主张，其咨询意见也常被当作国际法的权威解释广泛引用。
——摘编自杨泽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法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对现代国际法的影响，并谈谈你对国际法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