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夫所谓……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古、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二 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但一般认为以民族主义为寄托的民族国家构建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霍布斯鲍姆即认为，“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的近代现象”。民族主义是伴随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构建而出现的，它表现出一个简单的政治原则即“坚持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共同体为依托，强化民族意识和情感、维护民族传统和特点、强调民族利益的思想观念，它可以发展为一种最具民众动员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民族国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开始构建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民族国家。这一阶段民族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求实现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
——摘编自罗富明、罗绍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兴起的原因和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西方民族主义的差异，并说明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材料一 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战败并退守英格兰等岛屿，客观上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战争也使英国民众普遍感到“法语是敌人的语言”“使英格兰人意识到他们的特性、统一性和共同的传统和历史”。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进行，原有的政治架构被打破，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历史的必然。1618—1648年，欧洲“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之间爆发“三十年战争”，战后签订的和约确立了缔约各方的“国家主权”，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借用“民族”概念来整合国家，目的是通过消解封建君主的合法性基础，建立自己的统治。
——摘编自黄其松《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叙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促进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主要因素。结合所学，指出卢梭为“消解封建君主合法性基础”所提出的主张。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清王朝被迫卷入西方所谓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中，西方民族国家思想迅速舶来并逐渐取代沿袭几千年的天下王朝观念。在“国将不国”的现实下，形塑一个西方式的强大的现代中国成为当务之急。1902年，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一词，强调“民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而非血统种族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把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和民族复兴的目标相结合，指出中国应加以根本改造，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现代的包含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浙考神墙750
——摘编自宋盼盼、周传斌《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三次转换论析》
(2)根据材料二，概括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的历史背景。结合所学，列举20世纪前20年资产阶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所采取的举措。材料三 一战以后，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演化为“民族自决”原则，其首倡者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作为霸权更替的获胜者，美国可以借此削弱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列强。然而，这一原则在一战结束后却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各国一致奉行威尔逊原则，那些受压迫民族或未受国际承认的民族，自然会打着民族自决的名义，来争取其独立地位。
——摘编自田德文《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新高潮的原因，指出这一时期印度为争取民族独立所作出的努力。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因及其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科举制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矛盾发展与官吏选拔制度自我更新的结果。东晋以后，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士族维护特权的工具，对中央集权构成一定的威胁。这既埋没了有才德的寒士，也将士族子弟引向歧途。南北朝后期，世族走向衰落，庶族势力发展壮大，要求获得更多的参与政权的机会。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扩大政权的人才基础，也需要破除九品官人法，将人才选拔权力收归中央。就选拔人才制度的形式而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着一定的渊源。旧制度的合理因素为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科举制将选官权集中到朝廷，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扩大其统治基础。它为庶族学子乃至贫寒子弟打开仕进之门。使官僚集团得以不断扩充更新。巩固了封建统治、科举考试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士子必须熟谙儒家经典，无形中加强了思想的统一。但是，科举制片面地以文章、诗歌为衡量标准去选官，必然将学子引到一味追求空谈泛论的方向，特别是八股文等模式固定的体裁，只会使人思想僵化。
——摘编自林甘泉《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材料三 科举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与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在封建时代备受称赞。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全面转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政治改革大潮涌动，科举制所代表的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科举制日益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废科举，兴学堂”势在必行。1905年，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被废除。
——摘编自杜怀亮《科举制度废除百年后的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科举制度的利弊。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科举制度在近代被废除的原因。
材料一 清朝自17世纪后期以降，财政长期盈余，即使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能保持盈亏的大体均衡。甲午战后，清廷开支急剧上涨，入不敷出状态愈演愈烈。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力求财政的“近代化”。考察东西洋各国的大臣回国后提出效仿东西各国，设财政部、会计检察院等，慈禧等最终弃“财政部”不用，改户部为自古已有的“度支”，对会计检察院等更是置之不理。1908年，清廷决议“采行新的预决算制度，欲整齐天下之财政”，具体的过程中，各省与度支部的主张并不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各省岁入、岁出的安排，在各省造册上报的省预算中，体现出保护地方利益、推诿抵制的倾向。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摊派赔款等，默许地方就地筹款，国家传统税收外的各种捐税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一时间民心涣散，民变四起。
——摘编自王燕《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
材料二 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8.3万亿元，财政支出则从68亿元提高到22.1万亿元。长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型财政之后，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以2018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等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12.3%、10.3%，均超过了10%。财政政策在历经长时期的紧缩被动选项之后，自1998年以来逐渐走向主动积极，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之一。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明确了地方财政地位、注入了确定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王振宇《新中国财政70年回眸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财政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财政治理的变迁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羁縻府州制度的好处是控制了部族首领就等于控制了全部族，但是如果某些首领背叛或与唐廷发生矛盾，也就变成所属州府的整体行为。东突厥灭亡后，漠北崛兴了薛延陀势力，它试图取突厥而自立，并欲趁太宗东封之际向南用兵，这引起唐朝的警觉，于是唐将在西域设置的都护府体制转用到北部，设置了燕然、瀚海二都护府。都护府的职能是“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
——摘编自李鸿宾《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
材料二 元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西藏地区从政治、宗教、经济等方面产生了心向中原的内驱力。明朝在西藏地区采取了对上层僧俗首领进行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元朝封任的官员继续承认，使西藏地区各地僧俗首领直接受命于朝廷。针对西藏地区教派林立的现状，明初改变了元朝只倚重萨迦派的做法，封授了一系列的法王、西天佛子、国师、禅师等，以法王为最高僧职，又分封了五个实力强大的政教领袖，使其抚治一方。
——摘编自马啸《明清与西藏政治互动策略之比较》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就多个范畴作出规定，包括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对外事务等，落实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摘编自迟福林《中国改革开放全纪录（1978—2012）》
(1)根据材料一，概述唐朝设置燕然、瀚海二都护府的历史背景，并结合所学指出唐朝负责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西藏地区在明朝时的正式名称。概括明朝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治理举措，并分析明政府采取上述举措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立法原则。简析民族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的相同点。
材料：至明代中后期，以田赋赋税为主，对田赋的征收与管理也占主导地位。存在多年欠税和严重偷税漏税两大问题。为此，张居正采取了两项整顿措施：一是“稽查”，二是“清丈”。万历元年，张居正进一步推进其稽查考核之法，并明确规定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根据紧急、困难、容易等情况确定期限。如迟延或管理不善，应移送有司。使用月检、年检进行层层把关、互相监督的方式，使得一切政令，从头到尾官吏都不敢懈怠。一条鞭法颁行年余就使得中央税收显著增加。不到五年时期，国家税收收入达到435万两，比隆庆年间增长74%。另一方面，消费下降到349万两。收入收支平衡，且有85万两的盈余，扭转了多年的中央财政危机。
——摘编自贺晟《“一条鞭法”与明地方财政法制演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条鞭法实施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
——《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
材料二 （唐代）里正、村正成为主要的乡官，唐政府在强化里正、村正政治地位的同时，也给予里正免除赋役、村正免除杂徭的优厚待遇，里正、村正得以全面介入乡村社会。乡官制度的崩溃，使两税之法的应用受到极大挑战，唐政府彻底放弃了全面控制乡村社会的努力，转而寻求更为务实、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方式。在富户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国家顺势培育富户阶层，将其纳入到国家的行政体系之下，并赋予行政使命和经济义务，也实现了乡官制到职役制的历史转变。
——摘编自商兆奎《唐代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乡村治理的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乡村治理政策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银元成为西方列强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之一，清末外国金属币和钞票占到了中国流通货币的65.71%。清政府不得不调整币制与之竞争。成丰年间(1851-1861年)，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清政府决定铸造大钱、发行钞票，而户部“铁既可以抵钢，铅似可以抵铁”的措施造成恶性通货膨胀。1886年，张之洞购进了英国的造币机，开始铸造广东银币，引起各省效仿。1900年，清政府开始铸造无孔钢圆，各省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样式，1910年清政府将银币造币权收归中央(部分省份也可以代中央铸造银币并标明省份名称)，开始铸造统一的“大清银币”，其主体形制与钢圆相似。全国的行用银元形制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摘编自李钰《浅析晚清货币形制变革的原因》
材料二 1948年12月1日中国银行成立并开始统一发行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明确人民币在发行中必须坚持三条原则：坚持经济发行，反对财政发行；坚持计划发行，反对盲目发行；坚持中央集中统一发行，反对分散发行。在国家一系列统一财经政策的配合下，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国民党时期持续十二年的通货膨胀局面，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为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货币政策出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人民币发行流通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1928年，蒋介石集团打败奉系军阀，在1928年7月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同年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自诩他的“训政”“是”继续总理的精神，实行总理的主义"。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训政纲领》。该纲领之下，人民应享有的政权固然有名无实，国民政府“总揽”的治权也就成了一个空架子。
——摘编自吴映萍《试析国民党<训政纲领>的实质》
材料二 1948年4月，毛泽东认为欲夺取全国胜利，必须集中全部权力于中央，为达此目标，又须首先在“几大区域内”完成政治、军事、经济和行政上的统一。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1949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湖南和平解放后，成立了“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成立了“绥远军政委员会”。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其办法即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
——摘编自李格《略论建国初期大行政区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分析国民党政府实行训政的历史背景，结合史实说明“国民政府‘总揽’的治权……成了一个空架子”。(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共在解放区设置的行政区类别，结合所学，分析这些行政区设置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