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代察举制度，从文帝开始，他下诏要求各郡国“举贤良方正”，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分为常科与特科两大类。常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其中又以“孝廉”一科最为重要。此外，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

——摘编自王申《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

材料二   唐代……既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便有做官资格了。又因礼部考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明清时期的科举，采用八股取士，三年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会试的主考官由皇帝钦定派遣。考试有严密程序，考官入院，立即封锁内外门户。考生入院时，要逐人搜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秦朝中枢权力机构的特点

材料二   周代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的，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在 这些小共同体中，各地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或者说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 大大提高了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三   刘邦将百越、岭南之地分为诸侯王之地，一方面可以笼络诸侯之心，另一方面可以节省中原之物力人力，为中原之地百姓休养生息赢取精力。……匈奴成为一大边患，韩王信所封之地尽有今山四中北部……主要原因即为需要防备匈奴。在中央官制上，重用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

材料一   1618—1648年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缔结的《成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和确立了国家主权、主权平等、维护和平、协商解决争执等一系列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准则，宣告了选代国际法的产生。国际法是和欧洲国家间体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不适宜美洲大陆上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或亚非国家。随着西欧国家向全球扩张势力，主权（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传播至全世界，与西欧界定之主权《民族》国家要素不一致者皆可兼并之、占有之，列为殖民地。

——摘编自鲁纳《改变中国的国际定位观：晚清时期国际法引进的意义》等

材料二   国际法正式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是19世纪60年代。1863年，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书倾的《国际法》翻译为《万国公法》。该译著的出版，得到了洋务浪费访的大力资助。总理衙门曾将此书分发到沿海各重要通南口库作为对外交涉的依据。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扶持大忙学生去日本留学。中国学生在此期间接触到了大量的日本文化及政治动态，其中也包括国际法的学习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他们把国际法当作一种救世工具，将一些国际法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从1902年到1911年，共有几十种日本留学生编译的国际法著作出现对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普及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一   1952年11月25日青海省颁发的土地房屋所有证

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布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规定。

材料二   

材料三   8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而农民通过承包则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即经营权。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摘编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

材料一   20世纪初，英国伦敦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中心，英镑也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英国仍然主导着国际货币体系。但英国的地位炭发可危，因为一旦英国经济衰退，美国就会取而代之，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力量。

——摘编自[美]罗伯特·蒙代尔《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

材料二   1944年7月，美国、英国等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国际货币问题。为了协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值，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实际上等同于黄金，取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选择性必修一》

材料一   宋人赵卫彦对银矿的采冶作了详尽的记载：“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以火锻为大片。”白银“计坑冶之盛，实始于宋代”。宋朝中央的制作机构文思院等分工细密，生产规模更大，而且宋代的“私家制作和买卖金银器皿的作坊行铺更多，也更为广泛。在汴京临安和建康等大城市中都有金银行或金银铺”。北宋初，河北兵已是“岁一遣使赐银鞋”。除鱼袋、鞍辔、束带之外，宋初以银为饰已很少列入禁条。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娶亲用银器、酒店饮食店乃至卖“冰雪”的器皿都用银器的情况。

——摘编自王文成《唐宋之际白银使用的发展》

材料二

材料一：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时王室权盛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的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材料一   夏商周的统治基础是内外贵族的联合，重要的辅助大臣都由宗亲贵族担任。官员世袭作为古老的选官方式，并未随社会进步销声匿迹，汉代“任子”、唐宋“恩荫”、清代“荫典”均为其遗存。汉代以察举、征辟选官，荐举选拔标准有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然而，举荐者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凭意志取人成为定式，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往往体现为官宦之亲、门生故吏等特殊关系。隋唐五代的科举选官，受选地域由城市趋向广大乡村，受选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受选对象数量日渐增多。同时，限制条件也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唐代的任用标准增加了身、言、书、判等条件。隋唐以后，科举考试选官逐渐成为主流的官员选拔方式。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近代西方国家参考和借鉴中国科举制度，制定了近代文官考试选拔制度。西方文官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文官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活动，文官自身更不能组织党派或政治组织，使政府工作在政党轮流执政时可以稳定运行。文官考试重视公平公正、人人平等原则，重视业务素质与能力，还制定不同职务的具体选拔标准。晚清选官制度，虽模仿西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皇权统治需要，而不是整个社会需要。在官员选拔中，满族贵族始终保持特权地位。中国自古就是儒家思想与教育体系和选官制度合而为一，晚清时期儒家经典依然是选官考试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张靖《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