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创办各类学堂37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专门技术学堂11所，军事技术学堂18所。从时间上看，19世纪70年代以前，洋务教育以办外语学堂为主，70年代以后，则出现技术、军事、医学、工程学、矿学、电学等学堂。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创办的学堂已开始注意学堂的不同等级之分，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苏州、无锡等地出现的三等公学堂，一个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已经形成。到1901年，逐渐出现了门类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堂和女塾。这一时期，清政府还创办了大量的农业类、商业类学堂，举凡工、商、农、桑、矿、声、医、化、光、电、格致各目均有学堂。
——摘编自张雪蓉《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
材料二 1946年中国高等教育工科学生仅为18．9%，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文盲率高达80%。面对这一状况，中共中央确定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为工农服务的，是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这一纲领。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教育经费异常短缺的背景下，工矿地区和大城市的教育要跟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发展快一点。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正式编制颁发了全国教育建设计划，东北地区流行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从1952年调整院系、设置专业一年多，高等教育部已组织高校教师译出以工科为主的苏联教学大纲700余种，分发各校应用。
——摘编自苏渭昌 雷克啸《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教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发展与晚清教育的差异，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魏晋南北朝的选官体制是九品中正制，即在州郡设置中正、小中正，专司品评人才，并向朝廷推荐。全凭世资取官的“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做官的道路。但是，庶族地主的人数比士族要多，而且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日渐扩大，自然希望政治制度有所改变。所以，南北朝时期，随着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矛盾的不断扩大，到了隋朝，“九品中正制”基本上被废除。
——摘编自隋启良《九品中正制的兴衰》
材料二：唐代科举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字、明算等多种。学馆的生徒可以直接报考，不在学馆的自行向州、县报考，合格后再由州县送中央参加考试，应试者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最多。考试的内容，进士着重于诗赋和时务策，明经则着重于儒家经典的记诵。主持考试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前一直是吏部考工员外郎；以后归礼部掌管，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主持的。
——摘编自杜非《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材料三：制举是唐代科举中一种特殊的选才形式，唐代制举效仿汉代察举，多在新君即位、改易年号或重大事件发生之际开设，由皇帝亲自下诏选拔贤良人才，以表达乐善求贤之意，唐高宗以后制举逐渐成为科举制的科目之一。新君通过制举选贤的形式与天下对话，借此表明自己是一位招贤纳士的仁德之君，意欲广纳贤才、励精图治，令天下人臣服于其统治，从而确保统治权力的平稳过渡。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从唐太宗一直到唐文宗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三位在登基之时开设制举。
——摘编自田子爽《从皇帝即位改元看唐王朝的制举选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九品中正制被废除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唐科举制度的特点，并分析科举制度如何推动隋唐盛世局面的出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制举选贤制度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期，面对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德国部分城市结合社区中卫生、宗教与教育组织的力量进行济贫改革，英美则发起社区睦邻组织运动，目标在于通过社区组织整合社区资源来扶危济困。二战后，欧美各国大都制定了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美国联邦政府自1960年以来相继制定了几部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如《住宅和社区发展法》《社区再投资法》和《国家和社区服务条例》等。社区组织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由社区居民代表选举产生，多层次的非营利组织遍布各个社区，他们为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性和差异性服务，每年约有9000多万人次的志愿者从事社区服务工作，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为美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和智力保障。
——摘编自吴素雄、吴艳《欧美国家社区治理的结构、功能及合法基础》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建立了一种以“单位”治理社会的体系，各个企事业单位从属于各级政府，城市成员从属于各个单位，国家与城市社会几乎是重合的。1986年初，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基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并于1995年制定《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标准》，随之在全国推行。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发表，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近代社区产生的背景，并指出西方近代以来社区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特点，并简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应当如何”但并不是“实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面，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协商民主的缺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西方协商民主的认识。
| A．实现了与西方国家的正常化 | B．调整了与苏联的外交政策 |
| C．推行了全方位的外交政策 | D．打破了欧美对华经济制裁 |
| A．中央集权体制受到重大威胁 | B．地方权力分散的趋势有所遏制 |
| C．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 | D．减少了过多的地方行政区划级别 |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朝代 | 宰相职位名称 |
秦 | 丞相、相国 |
汉 | 相国、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 |
隋 | 内史、纳言 |
唐 | 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中书令、侍中 |
宋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右仆射、太宰、少宰 |
元 | 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
明初 | 中书左右丞相 |
——据黄本骥《历代职官表》整理
材料二 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事件。问题的实质在于，朱元璋对于中书省在自己执行皇权时造成掣肘和潜在的威胁，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明太祖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最终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但是，事态的发展难以尽符主观愿望。首先是，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其中反映的事件共有3391件。要求皇帝一一亲自批答如此浩繁的章奏，一一裁决如此众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设置一定形式的辅政机关仍然有必要。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废除宰相制的原因，并评析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立”与“废”。
材料一 元明清三朝，缅甸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元朝军队灭亡南宋后，于1287年成立缅中行省。缅甸蒲甘王朝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明朝兴起后，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清朝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最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年，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年10月11日，中英《缅甸条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
——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材料三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代对缅中行省的管理特点并阐述清朝国家疆域奠定的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缅邦交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缅关系加以阐释。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夏商时期，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郡县制”在各国的推行，乡里行政组织渐成雏形，成为基层组织。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另设游徼，掌捕盗贼。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乡和里的功能逐步弱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明代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救济出现变化，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及其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基层治理的不同，并说明近代西方国家基层治理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共计发布变法诏令184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此，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指出：“他们把足够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摘编自【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材料二 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摘编自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材料三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和文化冲突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相当重视意识形态重构，他们从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为变革寻找合理性，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重构工作才刚刚开始。
——摘编自雷颐《维新的挫顿》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维新派变法的失误之处。
(2)与材料一、二相比，指出材料三分析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角度。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重构工作才刚刚开始”的含义并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