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西汉已建国近百年，处于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城外国家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民族自信心、白豪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迁选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传说，不仅给古今帝王排了一个纵的世系，而且给各民族排了一个横的血脉网络。中原各诸侯国便都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如此，连一向被视为戎狄蛮夷的秦、楚、吴、越等国，司马迁也为他们排列出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各少数民族立传，……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赞扬南越王赵佗能和辑岭南百越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汉王朝的南方屏障。他对汉武帝发动的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掠夺性的战争都深为不满，他也谴责了勾奴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侵扰。

——摘自吕伯涛《浅议司马迁的民族观》

材料二   从明代开始，中央王朝在西南地方民族地区陆续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王朝执行权力还是土司履行义务，都是通过土司阶层来落实的，而改流的内涵即为改土司统治为流官治理。改流后，曾经的土司区武陵山区（湖北、湖南、重庆的交界地区）对外道路体系迅速扩张，以“川湖大道”“澧沅水道”“黔湖通道”等为主干的道路网络体系在短时期内形成，“自改土而后，拔荆斩棘，行李往来，逐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迅速成为全国桐油、茶油、蜂蜜、漆、木蜡、朱砂、水银、各种药材等的重要产区；各地官学、义学、私整迅猛发展，“人知向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灌磨，亦不以贫废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近日人文振起，彬彬礼乐之乡”。

——摘编自莫代山《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英国议会是国民的代议机关，拥有立法、组织、监督政府（内阁）等权力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权。从法律角度讲，英王是权力最大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其活动是属礼仪性的，只是形式上履行批准手续。英国首相本人首先是由选民选出的下议院议员，然后经本党议会党团选举成为政党的领袖，如果他领导的党在大选中获胜，他就能被女王任命为首相，因此，政府首脑既控制内阁又控制议会。而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是多种角色的领袖——国家元首、党的领袖、武装部队总司令、政府首脑和主要的立法创始人。总统的产生是先由各选区选民选举“选举人团”，再由“选举人团”选出总统，总统选拔的政府人员，需由参议院批准，但总统所领导的党不一定在参众两院成为多数党。

——摘编自董海岭《浅议英美两国议会与政体的区别》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依据各地选举条例规定，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抗日与民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国民党人士，均享有同等的权利，既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参加各级权力机关参议会的选举，又都有被选为人民代表参议员和公职人员的权利。所有选民不受性别、职业、财产等限制，各级参议会名额和人民代表的产生均以一定人口数为基础，即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相等。在陕甘宁边区，相比于土地革命时期，各级参议会的参议员一律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即自下而上，全部实行直接选举。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选举制度，使人民群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参政热情，创造出人民当家作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同时，影响与推动了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

——摘编自丁俊萍《论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