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前，大选中获胜的政党会任命利益相关者担任一些官职，进行所谓的政治“分赃”， 而两党交替执政的局面也使当时政府人员不断更替， 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作效率下降、 决策迟疑以及政策连续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英国政府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改革。1853 年， 查理·屈威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作了一份被称之为“纲领性文件”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几条重要原则：文官分为两级，高级文官负责政策执行，低级文官处理日常事务；文官筛选录取的方式为公开考试， 高级文官的考试内容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为主”，因此低级文官晋升成为高级文官可谓少之又少； 文官的晋升与提拔依靠其政绩与勤奋程度；文官没有政治偏见。文官制度改革跨越数十年，最终以1870年英国再次颁布法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制度才得以确立。
——摘编自王康旭《浅议十九世纪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西汉已建国近百年，处于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城外国家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民族自信心、白豪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迁选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传说，不仅给古今帝王排了一个纵的世系，而且给各民族排了一个横的血脉网络。中原各诸侯国便都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如此，连一向被视为戎狄蛮夷的秦、楚、吴、越等国，司马迁也为他们排列出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各少数民族立传，……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赞扬南越王赵佗能和辑岭南百越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汉王朝的南方屏障。他对汉武帝发动的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掠夺性的战争都深为不满，他也谴责了勾奴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侵扰。
——摘自吕伯涛《浅议司马迁的民族观》
材料二 从明代开始，中央王朝在西南地方民族地区陆续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王朝执行权力还是土司履行义务，都是通过土司阶层来落实的，而改流的内涵即为改土司统治为流官治理。改流后，曾经的土司区武陵山区（湖北、湖南、重庆的交界地区）对外道路体系迅速扩张，以“川湖大道”“澧沅水道”“黔湖通道”等为主干的道路网络体系在短时期内形成，“自改土而后，拔荆斩棘，行李往来，逐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迅速成为全国桐油、茶油、蜂蜜、漆、木蜡、朱砂、水银、各种药材等的重要产区；各地官学、义学、私整迅猛发展，“人知向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灌磨，亦不以贫废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近日人文振起，彬彬礼乐之乡”。
——摘编自莫代山《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归纳司马迁的民族观的内涵，并简述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改土归流前后国家对西南民族地区统治方式的变化，并归纳改土归流对民族地区的历史意义。
(3)综合材料一、二、谈谈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1804年，拿破仑政府颁布《民法典》，法典的第一部分是人法，都是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关各类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继承、遗嘱、还债、赠予、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法律条文。法典保持了革命的精神但又放弃了革命时期采取的激进措施。在法典中，没有总则和过多的抽象概念，实际规范简洁明确。
——摘编自何方宁《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及其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等
材料二 2020年5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民法典吸收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整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事法律规范，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民法典由总则、人格权、合同、物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七编组成，以民事权利为红线构建民法典体系。
——摘编自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民法典》的特点并分析其颁布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民法典编纂的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法制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传统文明的法是依托君权构建的，其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统治”，而不考虑以“法治”限制君权的问题。所以君权要高于国法，法是君王之法，也就是“王法”。与之相应的是，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只是讲到王子，而不是“朕”或“寡人”。由于“国法”是君主统治的手段，故而刑法重于民法，治吏重于治民。因而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法基本上是“政法”或为政治服务。…：…从夏、商、周到秦汉，建立在“血统”上的家法、宗法和国法之间的联系不断固化， “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中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另外， “礼”与“法”在本源上是一体的，其核心表现为“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家族本位，伦理法治”等。
——摘编自王鸿生《历史的瀑布与峡谷》
材料二 18世纪末法国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但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全国法律体系极不统一，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型法律制度。1804年拿破仑政府颁布《法国民法典》，法典明确表述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法原则，这与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相适应。同时，法典保持了革命的精神但又放弃了革命时期采取的激进措施，甚至回到传统原则。在法典中，没有总则和过多的抽象概念，实际规范简洁明确。法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部民法典，它开了近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先河，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法也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何方宁《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1986年我国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为与世界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和近代法国民法典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国民法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形成的不同背景，并谈谈对法制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者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材料二 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加强对官员的考察，逐级考核官员。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及六部稽查巡抚、巡按，抚、按考察地方官员。在军事上，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派戚继光在蓟镇整顿防务，修筑边墙，派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为解决财政危机，他裁减冗官冗费，租极清理历年拖欠的税赋。重新清丈全国土地，还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到张居正死时，户部仓储银超过600万两，京师储粮达700万石，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同时，“海内肃清”，边疆稳定。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之前受张居正打击的官僚纷纷上疏，攻击张居正。万历十二年，神宗下令查抄张居正家。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多被中止。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管仲工商业改革的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居正改革的特点。
材料一：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1)根据材料一，概括管仲工商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材料二：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2)根据材料二，简要说明唐代户籍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租庸调制“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的原因。
材料三：明隆庆以后，政府改变以往的朝贡贸易体制，每年在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主要输出如粮食、糖、花生、生丝、棉纱、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增加财政收入，广州成为东方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但嘉靖《问刑条例》律令仍然以严刑峻法惩治违禁下番者。从1757年始，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贸易，限定仅在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实行十三行贸易体制。
——摘编自李庆新《广州“交易会”及其制度改革（1567—1644）》等
(3)根据材料三，指出明末清初广州对外贸易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简述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对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
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史俸禄表。
| 唐代 | 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 |
| 宋代 | 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 |
| 明代 | 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044石，月给87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别。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不同的折算标准。 |
| 清代 | 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对俸禄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以来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俸禄发放变化的原因。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掺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 从专制制度下君权的绝对性出发，也必然要求一种“君为臣纲”的君臣关系，必然要求官僚组织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从属性和灵活性，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为了获得统治的效益，它一方面离不开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又拒斥和恐惧这种力量所必然伴生的组织性、自主性或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宰相地位十分特殊，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宰相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份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摘编自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内阁制度在明代政治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冲突的原因。
材料一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掺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 从专制制度下君权的绝对性出发，也必然要求一种“君为臣纲”的君臣关系，必然要求官僚组织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从属性和灵活性，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为了获得统治的效益，它一方面离不开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又拒斥和恐惧这种力量所必然伴生的组织性、自主性或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宰相地位十分特殊，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宰相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份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摘编自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内阁制度在明代政治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冲突的原因。结合材料一，说明这种冲突对中国古代中央政治体制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