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二 秦汉完成了“从封建到郡县”，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
材料三 秦汉与罗马，都对后世具有独特价值。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而中国“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这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
——以上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析罗马帝国为什么“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与罗马帝国相比，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上有何特点？(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述秦汉与罗马对后世的独特价值，简要谈一谈这两种文明道路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 “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一个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将在日内瓦大显身手。”这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西方记者对中国外交官的报道。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则评价说：“当今世界，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离不开中国和周恩来。”其实，新中国刚成立，一系列外交活动便随之展开：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鏖战板门店并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与缅甸、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外交官展示了令世界瞩目和称赞的风采。
——摘编自董玉洁等《登场：走向世界的最初几步》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一个角度自拟论题，就西方对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反应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一 唐立国之初即改郡为州。贞观元年，鉴于州地域太小，数显过多，便设“道”，全国分十道，每道派出采访使，为代表中央的具有督抚监察职能的官员，后增至十五道。景云二年，唐政府正式置节度使，集军、政、财、监察权于一身……特别是边境藩镇，拥兵自重，威专一方。由此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平定后，唐朝出现落镇割据。黄巢起义之后，唐朝彻底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已经名存实亡。
材料二 宋代地方行政组织分路、州、县三级，同时另有府、军、监等机构。宋仁宗时全国有州府、军、监一级政区二百二十二个。《宋史·职官志》说：“宋初革五季（五代）之患，诏各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宅）以留之。分命文臣出守列郡”。宋还在行政首长之外又增设“通判”一职。规定凡州府文件，必须经通判连署之后方能有效。宋还在州一级设“监当”一职，制衡知州或知府的财政权。宋代的这些政治措施，虽然能防范地方造反或违抗中央，但其弊端也很明显，便是造成内重外轻。
——以上材料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根据材料，简析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
材料一 隋唐时期诞生的科举制度，到宋代起了极大的变化，考试的内容从重诗赋到重经义，取消行卷制，实行弥封制。考试环节除了乡试、省试之外，又增加了殿试。考试时间从每年一次，变为三年一次，录取名额大幅度增加。录取后由不能直接做官到直接为官。进士由不分等到分若干等。又另外实行三舍法，并大量录取特奏名进士。实行别头试，不许做官人作状元，种种变化可谓纷繁复杂，在这诸多的变化中，录取取士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影响最为深远。
——摘编自李裕民《寻找唐宋科举制度变革的转折点》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于1930年成立，下设考选委员会、铨叙部和秘书处、参事处。1933年公布的《修正考试法》规定：凡是候选人员，任命人员及依法领取证书的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均应经过考试取得资格。不过，考试并不是国民政府选拔任用公务员的主要办法。在各级官署中，大量的公务员是通过私人推荐录用的，这些人多数与主管长官有着特殊的关系，对于他们的考核有名无实。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科举考试的特点，并分析宋代的科举考试给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选官制度。
材料 两汉时期，汉承秦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边郡。前135年一前109年，西汉中央政府在今西南边疆共设置了犍为、益州等9个边郡，将西南边疆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系统。在边郡辖区，既设置太守、边郡都尉等流官，又设置侯王、将相等土官。边郡太守多由将军兼任，有的是由皇帝下诏征来，他们代表中央政府屯兵驻守于边疆民族地区，在防止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事变发生的同时还对边郡辖区采取一些“用夏变夷”的经济文化措施。边郡太守缴纳境内的田赋和口赋等赋税，可减可免：同时要求蛮夷君长解纳土贡，形成了边郡“以其故俗治，无赋税”的局面。
——摘编自《土司制度及西南边疆治理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边郡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1805年1月俄国戈洛夫金使团抵达中国边境城市库伦，开始访华活动。双方在礼仪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清政府逐于2月将使团驱逐出境。
对此，学者费正清指出，“扩展对华贸易是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的主要目的，清政府传统的朝贡体制是导致使团铩羽而归的直接原因。”学者朱立春认为，“此外交事件对俄国来说不过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败，却奠定了日后俄罗斯在远东对华外交战略上的胜利。对中国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外交战术上的胜利，却埋下了日后对俄外交战略失败的种子。”
——摘编自陈开科《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
材料二 中国代表团于2023年9月10日-12日出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办的第八届东方经济论坛。
问：中方对此次论坛有何期待？中方谁将出席论坛？
答：东方经济论坛是中俄远东开发合作的一个新的重要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张国清副总理将率团出席论坛。中方愿积极参与俄罗斯远东开发进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同俄方加强合作，发挥互补优势，深挖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毗邻地区共同发展。
——中国外交部就东方经济论坛将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等答问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由御史监察、谏官言谏两大系统构成。秦汉时御史受丞相或少府节制，东汉开始，御史台逐渐独立出来，至宋代，御史的任用由皇帝亲自选用，不许宰执推荐。秦汉时御史尚有不纠三公的规定，至两晋南北朝，御史中丞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劾。迄于明清，特别还增加了对所谓“学术不正者”的举劾权。清朝更是明确规定，科道官的重点纠劾对象是“王公、贝勒”。西汉侍御史和刺史品秩为六百石，相当于低级县令，唐代的监察御史为正八品上，但有权监督六部尚书。与此相反，言谏组织不断萎缩，元代干脆取消谏院。中国历朝都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监察法规，如汉代的《刺史六条》，清代的《钦定台规》等。
——摘编自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
材料二
——摘编自李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的制度设计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力监督的历史梳理》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材料 19世纪中期，德意志住房改革运动拉开了序幕。在以公共卫生保健协会为首的卫生组织的参与下，人们渐渐增进了对于住房卫生观念的认知，新的住房设计得到了政府的推广。1890年以后，政府通过住房促进政策和住房检查制度等手段推动了住房的建设和改善，并通过颁布建筑法、建立法定住房基金和提供信贷资助服务等措施，促进了廉价的公共住房或社会住房的建设。但整个国家仍然缺乏统一的住房政策和法律来系统地处理住房问题，争取统一住房政策的住房立法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在社会各界与政府的努力下，住房的状况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曾经居无定所的借宿者越来越少，德意志住房改革运动或多或少惠及了后世。
——摘编自宋嘉宁《德意志帝国时期住房改革运动研究》
根据材料，概括德意志住房改革运动的特点。
材料 茶马古道作为我国最为古老的贸易商路，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最早源于汉代，直到唐宋时期才正式形成。茶马古道以马帮为载体，是连接我国西南地区的纽带……自唐朝的茶文化诞生以后，饮茶之风也风靡全国，茶叶渐渐从内陆向边疆地区扩散，西南地区的吐蕃也在汉族饮茶习俗的影响下迅速爱上了茶叶，并以燎原之势在整个西南大地蔓延开来。为了加强对茶叶的管理控制，唐朝政府颁布了专门的茶马贸易制度，藏族人民以马匹交换茶叶的贸易开始形成，唐蕃古道也在这一时期开通……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发展到宋朝时成为了政府加强西南边境地区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维护边境的安宁和平，宋朝和明清的统治者均以茶马贸易巩固边疆，通过开放边境互相贸易的形式，实现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羁縻”目的，利用经济文化的方式阻止了少数民族的武力侵扰。另外，汉人在与少数民族进行经济交流之时在无形中增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
——摘编自聂甘霖、陈纪昌《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根据材料，概括茶马古道在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价值。结合所学，指出明代除茶马贸易外“实现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羁縻’目的”的其他措施。
材料一 共和国治理惯性在罗马帝国时期并未消失。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与行省的高级官员总共为150人到200人左右，即使到了3世纪早期，这一人数也才达到350人左右。绝大部分帝国地方的行政工作，罗马人都交给了自己的地方代理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包括授予公民权、财政、税收、司法、宗教崇拜、建筑工程等一系列与城市直接相关的问题。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在司法问题上，只有涉及金额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事关公民的生命时，才会上诉到总督或者皇帝那里。”在城邦众多的帝国东部，本地的市政自治机构仍然被继续维持下去。在城市比较稀薄的西部，统治者则默许本地的部落贵族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政治结构，并将周围的土地与社群分配给这些贵族。英国史学家芬纳说“帝国的官员只是附加到遍布帝国的自治共同体之上的上层结构”。
——摘编自（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
材料二 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以来，封国势力和豪强势力不断遭受打击和削弱，王朝的统治标准逐渐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虽有夸张之处，但始终是汉朝诸帝追求的政治目标，地方官吏如果擅自更改或假传中央命令，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惩罚。西汉王朝强盛时期，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03，下辖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587，至东汉时期，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仍然有1180。县以下，“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三老地位较高，通过榜样示范和宣讲宗法伦理使得统治者意图自然而然地传到基层民众的圈子里，从而达到控制乡里人心的目的。据统计，两汉时期，中央加郡县官员数量竟高达到13万到15万之间。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地方治理的特点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朝地方治理不同于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之处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