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真正地确立起几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法制传统。西周提供了“礼”，一种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习惯法，经儒家学说理论化而系统完善；秦汉提供了“律”，一套以惩罚为主的严格的行为规则，经历朝修订与注疏而至大备。但是，“礼”与“律”只是掌权者统治民众的工具。与皇帝的意志相比，它可随意被更改；与民间情理相比，它可常常被遗弃。它借以施行的力量，不是基于永恒的正义，而是基于可怖的暴力。

——摘编自焦峰《契约精神的自然法背景》

材料二   古罗马人在文化方面原创性的东西不多，但他们的法学理论却成熟完备，丰富精深，西方现代立法理论三个最重要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和财产所有权不容侵犯，在古罗马法中均有充分体现，它们在罗马社会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罗马法律之所以能超越古代东方乃至古希腊的关键在于，古罗马文明实际上融合了数百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与观念。

——摘编自陈刚《自然法·所有权·契约观念——罗马法的精神》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材料一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末民初，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

其特征有：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亦即推翻国外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起来。第二阶段，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 义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为：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民族主义 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结合。第三阶段，“九 ·一八”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其特征为：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 国内各个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结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郑大华《“民族主义”、“近代民族主义”及思想渊源》

材料二   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但一般认为以民族主义为寄托的民 族国家构建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开始构建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民族国家。这一阶段民族主义思湖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求实现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

——罗富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材料一   周朝设立了“三老五更”制度，“三老五更”各一人，都是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者。乡饮酒礼也是为了“尊贤尚齿”而设。《管子・入国》记载“家中有七十以上的老人者，国家除了免费供应酒肉，还可根据老人年龄的不同，免除其一子、二子以至全家的赋役。官府越制中设“掌病”一职，负责给老人“问疾”，汉代还从精神层面实行优待老人的各项措施，比如赐老人荣誉性的爵位或官衔，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养老院”，唐代很关注精神养老，即“色养”，简单来说就是膽养老人要和颜悦色，关注到老年人的心理需要，如给老人脸色看，即视为不孝，甚至会受到惩戒。如何惩戒不孝之人也是历代养老制度和措施中的重要一环。宋代将南北朝的"养老院”制度进一步发扬光大，明清时期，人口数量大增，官办养老院无论是从资金，还是从人力上都已经力不从心，所以民办泰老机构迅速发展。

——摘编自孙津华《中国古代养老制度及启示》

材料二   晚清民初，人们开始重新考量带有封建色彩的养老观，“非孝”思潮盛行，但这种思潮只是批判具有封建色彩的不合理之处。当时的政党均大力提倡“尽孝”，并将该概念提高到“尽忠”层面，作为团结民众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武器。如孙中山先生所言“现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对传统文化中的尊老，敬老实践开始从传统的道德又务向制度义务转变，救养主体从家庭和宗族向社会力量转移，1928年，上海市颁布了《联工退职待遇暂行办法》，规定工人年满50岁，公务人员年满60岁退休时，由雇主发给养老费，按劳动时间的长短计算。1943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公务员退休法》，对公务员领取退休金的具体情形（七种）做了详细规定。

——摘自朱海龙欧阳《中国人养老观念的转变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