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材料一   回顾从秦汉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包含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其最基本的条件就在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自周初提出“敬德保民”或“敬天保民”的思想，之后发展为“民本”“重民”思想，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纵观思想文化史，兼综融合是其重要精神和传统。这样优秀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想、信念、道德，以高度的凝聚力、坚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协同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也体现了思想文化对大一统社会的作用力。

——摘编自丁德科《略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大清一统志》初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历经多次编修。康熙皇帝在给编修人员的谕旨中强调，要做到“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乾隆皇帝诏令纂修的“皇朝三通”，即《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一改“三通”以《禹贡》九州为纲的地理撰述格局，转而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编次，旨在展现清前期“非禹迹所能限”的辽阔疆域和“圣朝无外之治”。雍正皇帝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早在《大清律例》制定之前，清王朝就将所行律令“颁行天下”，令外藩蒙古以及新归附的各地区民众晓谕遵行。全国大致统一后，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治理，施以教化，树之风声，“俾荒服之人，成昭法守，斯尤大同之郅治”。

——摘编自娄梦然《清前期“大一统”的多重内涵》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代，中国和希腊之间散居的游牧部落就建立了最古老的东西方贸易联系。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汉朝张骞凿空，从东西两头不自觉的合力。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条件。古代中国出口产品绝大多数是丝织品，此外还有植桑育蚕缫丝技术、四大发明等，依稀还有传统文化；进口的则是玻璃、珊瑚等，欧洲的传统风俗、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天文、数学等也逐渐为中国所了解。直到新航路开辟前，中欧陆海贸易主要以中间商的间接方式进行。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和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亚欧关系是稀疏的。古代亚欧文明的社会经济水平并无太大差距，双方关系是比较平等的。

——摘编自余建华《古代丝绸之路与亚欧文明交流》

材料二   1949----1969年，多数西欧国家都将自己定位在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里，为拓展外交空间，提升国际地位，中国对中欧关系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明确表示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在新中国前二十年，中法建交，中国与7个西欧国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解冻后，西欧国家普遍希望借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1970---1973年，有12个西欧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中国把西欧定位在“第二世界”，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975年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交，双方高层互访日益频繁，经贸关系发展很快。

——摘编自田德文《解析中欧关系中的观念因素》

材料一   国际格局是世界上主要力量或力量中心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之间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和态势。国际格局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反映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具有明显轮廓并对世界发展起重要影响的近现代国际格局逐步形成，第一次是17世纪40年代经历了欧洲30年战争后形成的“威斯特伐里亚格局”；第二次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形成的英俄普奥法多极格局，五极力量此消彼长，构成均势；第三次是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格局，这次的多极格局结构充满矛盾因而非常脆弱、短暂；第四次是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其以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为中心。这四次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在大规模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召开会议，是其意志妥协的产物。

——陈小曼杨佳佳《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材料二   在以往的几次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国家协议的形式，其对国际秩序构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每次格局交替时和既有的国际格局出现危机预兆时，作为大国维持自己既得利益并保障其将来的利益的工具，是大国意志妥协的产物，并不能反映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旧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国际法作为构建国际秩序的基础已经被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通过国际法可以将国际社会各国对于构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意志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并辅之以相关保障措施。

——陈小曼杨佳佳《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工作，尤其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对外文化交流。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化交流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此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同时，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也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演出。1958年，中国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形成了对文化集中管理体制。至1958年年底，中国有59个艺术表演团体到49个国家访问演出，中国的京剧、歌舞、杂技艺术、木偶、皮影和民间音乐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中国的许多地方戏剧和少数民族的歌舞，同样在国外获得极高的赏识与评价。

——摘编自张登德《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20 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重大成果。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文化外交不仅依靠官方渠道。各部门、各地方也参与进来。文化部（今文旅部）与经贸和旅游等部门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交流的品类日益增多，艺术展览更加注重作品的民族性和艺术水平。1978 年8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与邓小平会面。1979年2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双方在翻译、出版和版权方面的合作也始于该时期。从1978年下半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项目都超过300个。

——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征个人所得税的国家。1798年英法战争时，英国为筹措战争经费，开征临时性质的综合所得税，但未能实现。1803年对拿破仑军队开战时，制定新的所得税法，1815年废止。1842年英国再度引入个人所得税，因遭到民众反对而时兴时废，直到1874年才成为固定税制。这一时期，西方各国也相继效仿开征个人所得税。进入20世纪，英国个人所得税仍与政府年度预算一样，需要议会每年以法案来确立。

——摘编自张艳霞、王方东《西方个人所得税法的起源及其发展》

材料二   1911年，为应对日趋恶化的财政状况，清政府派大臣出洋考察后起草了《所得税章程》，但未能真正实施。1914年，北洋政府制定所得税条例，亦未能实施。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所得税暂行条例，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实行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中央政府曾多次研究个人所得税，但最终仍没有开征。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正式确立。1986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初步形成三税并存的特殊格局。1994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全面改革个人所得税，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比较完整、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此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多次修订完善。

——摘编自赵仁平、杨瑞《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历史与功能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