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初统治者惩五代之弊，将重建礼制作为恢复秩序的重要环节。建隆元年，宋太祖君臣详定宗庙制度，厘定牲牢等级，恢复封禅、籍田等各项重要礼仪制度。开宝四年，太祖命刘温叟、李昉等人以唐朝旧典为基础，编修《开宝通礼》。太祖对礼官的出身颇为看重，选任时须“以诸道前资宾幕、州县京官、黄衣、诸司守选人充”，同时核查其出身、履历。因士庶之家车服多有逾僭，宋太宗下令对“冠服、居室、器用、车马之式”作出规定，后又厘定鞍髻、服带、头巾等制。雍熙二年，太宗获悉岭南有“不循教义，有亏礼法”的风俗，便下诏诸州长吏严加训诫，革除杀人祭鬼、病不求医及僧侣置妻等陋俗。太宗亲自书写《孝经》碑刻，以示重视孝悌之道。对于有孝行的个人则加以旌表，还在民间访查德业纯茂之人，推举入官。

——摘编自陈峰等《宋初两朝礼制的重建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共和思想流入以来，民德尤为大进。……袁氏称帝，冯、段诸公，竟不以私交废公义，唐、蔡、岑、陆，均功成不居。……国民党人，苦战余生，以尊重约法之故……此非共和范为民德之效耶？

——摘编自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年《新青年》第2卷第4号）

材料   三省六部制最大限度追求“体制内的民主”。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政由方伯”，诸侯国基本上已具有独立权。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军事竞争催生出国际间的战争规则和交往原则，并由此出现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关系，经常组织会盟活动，制定盟约作为诸侯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盟约具有国际司法和调节功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国家平等、和平外交、互不侵犯等原则。与此同时，儒家也力图将国际法纳入“礼”的范畴，构建和谐的“天下秩序”。

——据高旭《先秦国际法的溯源与探究》等

材料二：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依托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而实现，主要适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推广至全球，将非西方国家置于它们单方确立的国际法之下。在这一进程中，主权平等原则得到承认，但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有限承认，如柏林会议商讨非洲国家的国际公约时，列强是以西方的文明标准决定非洲国际事务，非洲国家却无从参与。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偏离了主权平等原则，这种单一性的话语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法的“国际”属性。

——据冯胜勇《国际法史背后国际法话语权体系的现代性反思》

材料三：国际法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母体，如今已逐渐为中国所接受、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从国际法律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国应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应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力求使自身的主张与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与理念，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据韩逸畴《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

材料一   清代中期，雍正帝接受内阁学士吴士玉的建议编练保甲，“凡城市、村落、堡镇皆度其道里之远近，居民之疏密，设乡正、里长若干人，使各纠察其地之奸非，而相劝以敦本励行”。改革之后的清代保甲制度融合了里甲、保甲、乡约、社等各种；村职役的基本职能，其承办的事务主要包括承催粮租、稽查贼匪、防护堤埝、稽查命盗、帮办差务，乡里组织俨然成为官府在乡村社会的总负责人。清代乡里组织的职役人员要接受地方官的任命、考核，被称为“在官人役”，同时他们大多由村民推举、具保，接受村民监督，与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清代中后期，由于地方事务日益繁剧，保甲职役人员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府逐渐把保甲等职役看成维护社会秩序，沟通国家、地方官与民间社会的重要渠道。

——摘编自王洪兵《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构其得失》

材料二   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4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于是，保甲制度被推向全国。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10保以上为乡镇。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甲制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规定有以下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保甲长：一、年来满二十者；二、寄居当地来满两年者；三、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受徒刑之宣告者……八、行为不正乡里不齿者。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保甲制度，近十年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成，绝大部分省份均以《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为蓝本，并根据地方实际制订了地方编制保甲之规程。

——摘编自王云骏《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农村接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经过调整和1987年撤区并乡以后，1988年12月全国共有乡（镇）政府698万个。“社改乡”和“队改委”完成后，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政治结构——“乡政村治”。

——摘编自张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

材料一   宋之为治， 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赈给之，无分于主客户。 ……无可归者，或赋以闲 田，或听隶军籍，或募少壮兴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听官司收养。 …… 因饥疫若厌溺死者，官为埋祭，厌溺死者加赐其家钱粟。

——摘编自《宋史》

材料二

——摘自戚启勋《大气科学》

材料一   军队“屯田之法，始于汉代……养兵实塞之要，足国安民之计，莫先于是”。因其寓兵于农，耕战结合，是军队生产自给的一种好方式，所以代代.相传至明不改。明太祖崛起田间，深知四民之中农者最苦，因此起兵后一直留意军屯，并取得良好效果。云日：“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天下既定，在朱元璋精心指导下，在全国推行军屯，洪武年间陆续出台军队屯田的组织形式，屯田与守戍的人力比例、军士屯田顷亩、军屯的科则、后勤保障、奖惩办法等管理办法并从各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明史·兵志》说：“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全国屯田军士达180余万人，军屯数量为90多万顷，占全国耕地十分之一左右。研究者认为，有了大规模屯田，使得明朝维持了数量巨大的军队，避免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也为国家国防建设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根据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等

材料二   “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历史证明了屯垦在维护国家统一上的地位和作用。1952年，为贯彻屯垦戍边的方针，中央军委命令驻新疆部队和工程建设部队的一部分将士，就地转业为农业建设部队和工程建设部队。

1954年，党中央决定将这些退出现役的转业部队集中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建设兵团”。兵团在50多年的发展中，正确处理了“屯垦”和“戍边”的关系，妥善解决了兵团发展的定位问题，屯垦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到1999年，兵团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起14个师（局）173个农牧团场，5036个工、交、商、建企业和大批科教文卫单位，成为一个拥有200万人口，规划面积近亿亩，耕地面积达1600万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垦区。

——根据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