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夯实根据地乡村治理的领导力量。工农红军撤到边界各县之后，迅速行动起来，通过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斗争，在此基础上，边界各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逐步得以建立。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开展给予高度重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治理问题，特别是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农村治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调整根据地的治理政策，但调整变化的中心非常明确，就是始终围绕着如何保障革命的胜利而实施对根据地的有效治理。

——摘编自邱春林《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变迁与现实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