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曾著有《风俗论》赞誉中国“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衙门任职……人们全然不可能设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法国重农学派魁奈更认为“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派，把文人奉为贵族”。一直到 1855年，英国期刊文献和议会辩论中，仍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包括罗马帝国）先于中国采用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有更多社会群体享有“竞争（文官）的自由”，且“没有操纵的提名，也没有可耻的党争”，有的是“（封建社会）平民政治的内涵”。
——摘编自[英]汤因比等《展望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二 李鸿章在1864年就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建议“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需专设一科取士”，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光绪二十四年诏令“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1905年清政府再有诏书“饬令各督抚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据[日]宫崎市定《科举史》、[美]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改编
材料三
| 癸卯学制1904年颁布 | 读经讲经课和修身课（讲授伦理道德）只是必修课程中的两 门，但分量仍很重…… |
| 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颁布 | 取消读经讲经课 |
| 壬戌学制1915年开始酝酿，1922年颁布 | 修身课改为公民课 |
——根据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编辑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述相关西方人士推崇科举制度的原因，论证科举制所具有的“（封建社会）平民政治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概括晚清政府在选拔和培养人才方面的新举措。结合所学，基于政治、文化角度，归纳影响近代科举制命运的外部因素。
(3)根据材料三，指出民国时期课程设置的变化。结合所学，分析这种变化在思想层面的时代意义。
材料一 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明朝政府后，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重新确立了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地区安全合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下，都须经过明朝的认可与册封，发生王位更替时，新王也须得到明朝的册封，这也被藩属国视作其政权合法性的标志。在这种宗藩关系下，虽然名义上是君臣关系，但实际上对藩属国的内政并不干预，明朝也很少出兵，而仅仅是对篡夺王位者予以道义上的谴责，尽量争取明朝的册封和认可，这也是其寻求合法性与巩固权力所必需的。由此可见，对于这一点，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明朝与藩属国的关系，“不是一种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而是“表现出传统的文化主义”。
——摘编自张献忠《略论中华文明没有侵略和称霸的基因》
材料二 美国无疑将变成一个帝国，但并不是历史上罗马帝国、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那种单纯幅员扩张所形成的帝国，也不是英法等欧洲国家那种建立在直接控制基础上的殖民帝国，要求其商品和影响力能够自由进入世界各地，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海外领土的直接控制以便节约政治和财政成本。用一句话归纳，作为帝国则是无边界的。这种帝国发展的逻辑正是无孔不入的资本的逻辑。
不论是否有意，美国的海军扩建一开始就不是针对英国海上霸权的，甚至可以说美国从未认真考虑过和英国进行一场海上较量。一些国会议员虽然叫嚷“美国舰队应该主宰大西洋西部和太平洋东部”，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方向完全处于防御态势，其战略构想以默认英国皇家海军对大西洋的控制为前提。这一点是与德国1897年以后海军扩建最大的区别
——摘编自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宗藩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弊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美国崛起方式不同于传统大国的地方，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大国之路不同走向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元明清三朝，缅甸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元朝军队灭亡南宋后，于1287年成立缅中行省。缅甸蒲甘王朝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明朝兴起后，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清朝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最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年，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年10月11日，中英《缅甸条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
——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材料三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代对缅中行省的管理特点并阐述清朝国家疆域奠定的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缅邦交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缅关系加以阐释。
材料一 自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以来，地方主要官员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至唐宋时期，“海内一命之官并处于朝廷”，地方州县长官甚至其部属均由中央分发…为防止地方权力坐大，汉代通过“推恩令”，使地方诸侯失去了地方治权；宋代通过“制钱谷”，控制了地方财权；明初通过“三司”分治，削弱了地方行省的实力…秦朝的御史府、汉代的十三州刺史、北宋的监司和通判、明朝的提刑按察使司等，均是代表中央政府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员，发挥着“以小驭大，以卑监尊”的功效…地方政权的划界，就演变趋势而言，也越来越淡化山川形便，究其原因在于若地方政区地形过于险峻，易守难攻，易形成割据势力。
——摘编自丁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两大基本关系的剖析》
材料二 中国古代官僚在制定或修改法律的时候，首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法律首先要体现官僚阶级的意志。儒家思想提倡“君使臣以礼”，“刑不上大夫”，因此执行法律的各级官僚“亲者断其生，疏者判其死”，服从权力而不是服从于法律，处理日常公务具有很强的任意性…中国古代的官员们忠于自己的上司而非制度本身，形成了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所服务的对象必然更多是上级的个人，而非与之有契约关系的民众…儒家伦理要求的核心是“虔敬地服从世俗权力的固定秩序”；而理想的人格，即君子的“优雅与尊严”则表现为“履行传统的责任义务”。所以，大多数的官僚在政治体系内部处于一种维护既得利益和既有统治的角色…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形成的官僚心态，深刻影响着行政管理
对效率和公平的诉求。“关系政治”盛行，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身份大于实力等现象，使统一思想多于解放思想、中庸保守多于创新激进，进而使人的依附性奴才人格有余而创造性主体人格不足。
——马向荣《比较视域下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弊端探析》
(1)依据材料一归纳秦汉以来强化中央集权的主要方式。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关系。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二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抗美援朝战争锻造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王寿林、蔡雪芹《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材料三 “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社会差别’”。
——（美）费正清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间（写年月日）及标志。根据材料概括这一历史事件对世界的影响。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不得照抄原材料）依据材料指出抗美援朝精神的核心内涵。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回答新中国是如何“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社会差别”的？进行这一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主要目的是什么？
(4)结合所学归纳出以上三则材料所反映历史事件间的内在联系。
材料一 963年，宋太祖令判大理寺事窦仪主持立法，数月后，《宋刑统》制定完成，成为反贪倡廉的主要律条，《诫告贪污诏》等多类反贪法律亦相继颁行。宋代中央专门设有御史台和谏院负责监察事务，御史甚至可以“风闻”言事，即使纯属捕风捉影，也不承担诬告责任，算合法监督。宋代还通过官员、儒士等的奏折、上书或社会评议等形式的舆论对官员进行监督与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官枉法之行，确立了追求清正廉洁、重义轻利的良好道德取向。由此，宋初“与民休息”的仁政得到顺利贯彻，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摘编自张全明《宋代廉政措施的特点与实效》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三编《大诰》，将之与《大明律》并行作司法依据，并以大量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等重刑案例“警省愚顽”。太祖“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亦许民将贪官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太祖以重典治吏，规定：“赃至六十以上者，枭首示众”；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者，也要处斩。御史余敏等人告发郭桓等贪污税粮，侵吞国库，太祖亲自审问，追回赃粮。《明史·循吏传》称：“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摘编自彭勇《明史》
(1)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整顿吏治的主要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归纳朱元璋整顿吏治措施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整顿吏治的意义。
材料一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演进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和内涵，而这些思想随着社会和经济进步，不断发展演进，最终为中国传统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礼记》中，记载了中国思想家孔子用精练的语言描绘出的“大同世界”，主张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人人都能安居乐业；货尽其用，人尽其力。儒家思想注重社会成员互助，倡导地方士绅和商人救助无劳动能力人员，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忧患意识，注重于储谷防饥，国家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仓储，在丰年之时把百姓手中的余粮收集起来就地建立仓库储存，荒年再行开仓赈济。政府实行“养恤”制度和“蠲缓”制度，不仅灾后有国家政府安置灾民，还减免灾民赋税，发展生产。
——摘编自朱晓宁《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初探》
材料二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始终处于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核心地位，因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浓厚的公平色彩，其功能是满足社会公平目标而提供的一种安全稳定机制。从当代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演变历程来看，其理论内容不断扩展，随着理论的演化而进一步地系统化。20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保障理论主要镶嵌在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当中，因而社会保障仅仅被当作一种收入再分配以及实现收入均等化的工具而存在。20世纪庇古创立的福利经济学，论证了社会保障政策的经济意义，这种理论对西方“机制模式”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战以后“机制模式”在各国的迅速发展，则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在其理论的引导下“机制模式”逐渐完备，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保障模式。
——摘编自吴春明张辉《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沿革及其借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当代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主要特征。综合上述材料，简述中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对当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力。
——摘编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法体系不断经历着艰难嬗变和逐步发展，逐渐形成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规则体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族、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从传统的国家领土逐步扩展到外层空间、海床洋底、南北极地甚至网络空间等，新涌现出诸如国际行政法、国际旅游法、核法和极地法等数十个新分支(部门法)。《联合国宪章》等确定的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得到普遍接受。现代国际法越来越多地体现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共通价值，日益成为维护人类普遍价值和利益的法律秩序。
——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近代国际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的新发展，并分析这种新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民族主义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兴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用民族、祖国的观念把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它明确提出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得到了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用民族国家代替王权国家、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代替了王权利益至上观念，主权不受侵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编自张国臣《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它认为在竞争激烈、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它强调把国家的边界尽可能的扩张到本民族全盛时期所统治过的历史疆界或天然疆界，极尽可能地为本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它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最有资格普及到所有的民族。它认为民族间的竞争根本上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
——摘编自于海峰《论民族主义的演变、作用与影响》
(1)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初期欧洲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兴起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归纳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对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汉朝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成帝时“置尚书四人”，其中有“客曹尚书”，专主夷秋之事。在地方上设置的民族治理机构主要有“道”“属国”和“初称”，还结合具体形势和民族地区的特点设置了专门的职官，如在《后汉书》之《西芜传》、《乌柜鲜卑传》、《西域传》、《南匈奴传》中多有关于护芜校尉、护乌柜校尉、西域都护、使匈奴中郎将的记载。汉文帝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成之事。”武帝元狞二年（前121年），“上称、溯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成田之”。元封二年（前109年），“漠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称，赐漠王王印，复长其民。”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微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对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串……乃且听蒙约。”“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元光五年（前130年），遣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平都。”两汉时期，我国周边的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版图之内，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经历代之增益，遂成今日之中华。
——摘编自陈心林《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了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称县，南北朝置左称右县的历史经验，首创了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方式—羁縻府州。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共有八百多个。保留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从长官到僚佑均由本族人担任，并派遣汉官充当羁縻府州的部分官员，组成联合统治机构，共同治理。同时也由中央派遣代表进行“监视督导”。以西汉与唐朝相比，西汉立国213年，与少数民族和亲16次；唐朝立国289年，与少数民族和亲29次；西汉时仅有匈奴和乌孙。唐朝则有吐蕃、突厥、契丹、回纥、宁远国和南沼等九个少数民族政权；西汉和亲只限于西北和西部；而唐朝和亲则视野开阔，东北、西北、西部、西南都渗透到。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永徽律》，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反者，以法律论。”
——摘编自马敏钱晓芳《论唐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治理边疆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边疆民族治理政策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汉唐两朝边疆民族政策共同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