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南宋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变革与转型期，伴随着民间争言财利的好讼风尚以及无审级限制诉讼制度所引发的非法越诉、安诉现象对司法秩序的冲击，南宋对原有相关法律进行了改革。新律规定：州县、监司的司法官员必须在民事案件审结后给争论双方当事人出具包含有案情事实，法律适用和审断理由的法律文书“断由”，以此作为诉讼当事人依次上诉的法定依据。南宋司法官员的民事审判虽然经常会参酌人情，以使判决更加圆润，但人伦情理仅是对法律的补充，而不是颠覆，更不是所谓的“伦理法”、“父母官诉讼”等传统学说所能涵括。实际上南宋司法官员早已践行了依据证据判决的成文法传统。南宋司法理性化、近世化趋势，对当下的司法改革亦不乏历史启迪与思考。
——摘编自张本顺《变革与转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宋法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南宋的法制改革特点。
材料 北魏短暂统一北方后，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以宇文泰为首的西魏北周统治集团进行了军事改革，建立起府兵制度。宇文泰设置六个柱国大将军，以合周礼六军之制。周武帝宇文邕时，将柱国统帅的兵士改称为侍官，使兵士具有皇帝卫队的性质。士兵最初由豪强子弟充任，后以平民子弟为主。士兵装备自给，免除课税，战时打仗，闲隙农耕，有了兵农合一的趋势。府兵制的确立是北周军制的重大改革，周武帝死后，北周大权落入外戚杨坚手中。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府兵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府兵制度改革的主要影响
材料：南宋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变革与转型期，伴随着民间争言财利的好讼风尚以及无审级限制诉讼制度所引发的非法越诉、安诉现象对司法秩序的冲击，南宋对原有相关法律进行了改革。新律规定：州县、监司的司法官员必须在民事案件审结后给争论双方当事人出具包含有案情事实、法律适用和审断理由的法律文书“断由”，以此作为诉讼当事人依次上诉的法定依据。南宋司法官员的民事审判虽然经常会参酌人情，以使判决更加圆润，但人伦情理仅是对法律的补充，而不是颠覆，更不是所谓的“伦理法”、“父母官诉讼”等传统学说所能涵括。实际上南宋司法官员早已践行了依据证据判决的成文法传统。南宋司法理性化、近世化趋势，对当下的司法改革亦不乏历史启迪与思考。
——摘编自张本顺《变革与转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宋法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宋法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1981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100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1982年，从国务院做起，自上而下地展开各级机构改革。这次改革首先以精兵简政为主，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工作部门从50～60个减为30～40个；城市政府机构从50～60个减为45个左右；行署办事机构从40个左右减为30个左右，县政府部门从40多个减为25个左右；在人员编制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18万人减为12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20％。其次，改革领导班子，优化干部队伍。逐步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减少各级各部门领导的副职。同时，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选拔能够开创局面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这次改革之后，部委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64岁降到60岁，局级干部平均年龄从58岁降到54岁。但是，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对于行政管理没有提出全面变革的要求，所以政府机构不久又呈膨胀趋势。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和特点。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述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
材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旧的高等教育体系既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高教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公立高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地理布局不合理，高等院校大多集中在沿海的大城市，内地较少。在学校类型上，一些专业设置重复多，但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工程、师范、医药、农林等系科短缺；在系科设置上，偏重文法而轻理工。而私立高校则规模偏小，文法、商科所占比重大，理工科偏少。1952年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对高等教育培养大批市级专业技术人才提出了高要求。新中国在政治、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在教育上也要求引进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以俄为师”，从而对高等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据1956年统计，综合性大学由解放前的55所减为15所，单科性院校占高校总数的92%，其中工科院校由解放前的18所增至48所。高校设置的专业达313个，比新中国成立时增加了近1/3，内地高校由1951年的87所增至115所，且所有高校全为公办。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批高等院校及其系科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重组合并，兴起了全国性的新一轮院系调整热潮。这一次调整主要是以欧美综合性大学为参照的联合办学，对一些院系专业进行调整与合并，带有综合化趋势。
——摘编自陈冰《新中国成立后两次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其哲学分析》
(1) 根据材料，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
(2)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原因。
——摘编自张运红《二战后美国中小学科学课程改革及其特点与趋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行中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中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特点。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乡村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及其原因。
（2）谈谈清末保甲制最终被乡镇地方自治取代对当今乡村稳定和发展的借鉴意义。
材料 春秋末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井田）和私田，一律按实际亩数征税。秦汉按编户征收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隋唐实行租庸调制，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纳绢代役。唐中后期实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赋税，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杂税、杂役。北宋王安石变法实行募役法，规定官僚也要交纳役钱，实行方田均税法，清查隐瞒土地，按土地多少、好坏平均赋税。明后期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 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清雍正初年实行摊丁入亩，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中，折成银两征收，正式废除人丁税。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的主要税种和赋税演变的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赋税改革的意义。
材料 从1958年直到“文革”时期，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也严加限制。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国家先后出台了一些“农转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政策。比如，允许城市职工在农村的年迈父母。病残或家庭有困难的下乡知识青年等“农转非”。
1984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向集镇务工、经商，他们迫切要求解决集镇落户问题。1984年10月，国务院出台政策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和家属，公安部门应准予在集镇落户。
到2 0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各类流动人口已迭1.1亿。1998年7月，国务院对户口管理作了“四项改革”：对要求随父母在城市落户的未成年人、对已在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在城市投资及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直系亲属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均可准予在城市落户。
一一摘编自李平《新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迁》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我国户籍管理政策的变化趋势及其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调整的积极意义。
材料 金世宗完颜雍，金灭北宋统治北方黄河流域后第四代皇帝。金世宗即位前，其哥哥完颜亮当权。完颜亮穷兵黩武，发动对南宋的战争。结果兵败被杀，金朝统治陷于混乱，皇室内部争夺皇位，境内各族人民掀起反抗斗争，南宋又对金展开大反攻，女真贵族统治摇摇欲坠，在内外交困中即位的金世宗，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因金世宗年号大定，历史上称“大定之治”。
金世宗大力整顿军队，击退南宋对金的进攻，并与南宋签订新的和议，和议规定在金宋边境设立更多的贸易市场，便利双方的贸易活动，使宋金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交往局面。内政方面，金世宗打破以往重用皇室子弟的旧例，破格重用许多北方的汉人、契丹人担任高级官吏，形成了多民族精英组成的领导核心。针对金灭辽后女真贵族掳掠大量汉人、契丹人为奴隶的现象，金世宗下令将一些被掠为奴的汉人、契丹人释放为平民，还下令允许女真贵族召集汉人、契丹人“租佃”土地，经营农业生产。针对金朝建立以后乱征赋税的现象，金世宗重新制定了统一的征税标准，要求各地严格按照土地、人口、财产多少征税，对隐瞒土地、财产逃税的女真贵族严厉打击。文化方面，金世宗十分担忧女真贵族汉化的趋势，下令禁止女真族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并规定女真贵族不会阅读女真文经典者不能继承贵族爵位。 ——摘自百度《金世宗改革》
（1）依据材料，概括金世宗改革的主要目的。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金世宗改革在历史上所起的双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