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19世纪，美国妇女的处境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战对征兵的需求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同时，这一时期美国的妇女运动与妇女职能的转变是近乎同步发展的，一战期间美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是国内稳定政局的需要。同时，总统竞选人为提高自己投票率也向妇女抛出橄榄枝，给予各种承诺。战争年代是新兴的“新女性”群体自由和机会不断扩大的年代，也是大变革的年代。

——摘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妇女地位变化研究》

材料一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建立基层管理组织里甲制度。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为10甲，每甲又以一户为甲首。甲长首要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其丁、产变化情况，以便合理征发赋役。黄册逐级上报，最后汇总于户部，上报者皆以黄纸为面，故称黄册。在里甲的基础上编造黄册，每里1册，登载该里的户籍情况，每10年重新核实更造。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二   明代根据身份主要是职业固定户类，包括宗室户、官绅户、军户、匠户、灶户、商户等。各种户类严禁私自脱籍或更换。如匠户，是被限制专门从事某项手工业的人户，凡籍为匠户，须世代承袭，不得脱籍，不能入仕。不同的户类之间等级森严，宗室户和官绅户在社会上等级地位最高，拥有各种特权。为了遏止流民，明代禁止农民随意离开里甲。

——摘编自高飞《明朝户籍制度中的身份法和迁移法》

材料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杨炎税制”的精神实质为历代仿行不替，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倡行的“方田均税法”、明代张居正施行的“一条鞭法”、清朝康熙时推行的“摊丁入亩”法，都不过是杨炎税制的翻版。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宋初，历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兵制逐步完备并定型。宋设枢密院与禁军管理机构“三衙”分权，此后直至南宋灭亡，这一制度再无大的变化。宋代的军队主要分为禁军与厢军，全部由职业军人组成。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为防止三衙将帅重演“陈桥兵变”的政变闹剧，宋代把握兵权、调兵权与统兵权分开，从而实现了领导机构的多元化。为了加强禁军，宋太祖不仅继续采用淘汰老弱兵员、令其归农的办法，而且还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去选精兵，并以才力技艺为参考标准。在兵力配置上，禁军约二十万人，其中十万驻守京城，十万分驻各地。驻守京城的是禁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战斗力最强。宋代兵制改革为赵宋皇室消除了腹心之患，有利于其统治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兵制改革结束了晚唐以来长达二百多年的藩镇并立、割据风行、 武夫作乱、兵燹连年的混乱局面。

——摘编自张其凡《宋代兵制改革及其特点》

7 . 材料北宋开国后不久,到太宗和真宗时期,在各级官僚尤其是中央高级官僚之中,形成了一种守成循默的政治风气,用人极重资历,老成持重者受到重视。最先对北宋此种政治风气提出反时意见的是真宗时期的宰相寇准。他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寇准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信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很敏锐。当他看到胥吏们拿着“例薄”准备任官的时候,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寇准被攻击为“为己思”,不久被罢相。情况到了王安石的时代有了一些变化。人们可以怀疑古代的圣人,可以批评周公,孔子。王安石在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提出根据“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进行“改易更革”。王安石成为同时代人中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8 . 材料 唐代前期已经有一些比较固定设置的使职，如节度使、采访使等。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实质上也具有使职的特点。安史之乱以前，使职的差派就已经很普遍，受安史之乱的影响，使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职体系才逐渐形成，并最终取代尚书六部成为政务的主要执行者。例如，户部长官不判本司事，只有当他判户部事时，这一差遣官才掌握实权。礼部侍郎不掌贡举，中书舍人知贡举事却成为主考官，而中书舍人的本职即撰拟诏书的工作又可能让尚书郎或者其他官员加知制诰来承担。唐代固定的使职有很多，重要的有翰林学士、户部盐铁度支使三司使和枢密使等。使职体系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和调整，实质上反映了行政体制转换的过程。使职体制的出现，不仅适应了职官制度本身变化的需要，也反映了唐庭内部的权力斗争。

——摘编自刘后滨《安史之乱与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

材料   顺治帝越来越感觉到满汉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性，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顺治十六年，他告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

这是自清朝建立以来破天荒的决定，不论实际执行情况如何，汉官权力地位有了明显提高。顺治帝在位期间还一再要求满汉官员和衷共事，要求“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榷，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希望不要再出现“满汉两议”的现象。

——摘编自宫保利《清初对江南缙绅的政策及其变化》

材料   清代的改土归流始于康熙朝，盛于雍正朝，收于乾隆朝雍正四年到雍正十三年（1726—1735年），是清廷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集中时期。清廷实行改土归流的目的是强化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改土归流之后，清廷在西南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凡遇有事，“逐村清理、逐户稽查”，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在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使用了武力“进剿”的手段，曾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蒙受很大的战争灾难，许多无辜的人民遭到清军的杀戮，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清廷从其统治目的出发，改流并不彻底。清廷在云南、贵州、四川裁去土司的“土官”称号、取消其权力的同时，继续授予“土舍”“士”等名目，以此作为封建基层统治的工具以及中央委派给流官的助手个别地区甚至又设新土司，四川就曾新设安抚司11个、宣慰司1个这就使得土司制度的残余得以长期保存下来。加之清代吏治败坏，许多流官贪婪成性，到任以后，大肆盘剥西南少数民族人民所以，改流以后，许多地方残破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很大变化。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