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实行银钱复本位制度，制钱与白银按一定比例共同流通，咸丰以前银钱比例大致在1000文/两到1300文/两之间波动。咸丰年间，银钱比例变化很大，1854年甚至达到了2355文/两。1853年，面对严峻的财政形势，咸丰开始了自上而下的铸币改制，在全国各省份增设了二十多个铸币局。1853年铸造了含铜量仅三文的当十大钱（即当十文铜钱），不久又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钱币样式由各铸币局自行权定。1853年8月，户部奏议"兵丁饷银，自本年九月为始，照二成搭钱，旧例每银一两，概行折给制钱一串"获得咸丰许可。1854年，因铜储不足，又试铸铁钱、铅钱。但民间抵制咸丰制钱，坚持使用白银。1857年户部制定地丁等项搭收铜铁大钱要求∶"著照所议，顺天直隶各属钱粮，即自本年上忙为始，著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钱大钱三成，按成搭交。"由于前线战事日益吃紧，各地督抚不断拖欠朝廷税款的同时又要求中央拨款，咸丰被迫同意地方督抚兼管部分地方财政，各地督抚则积极恢复使用白银。1861年，清廷宣布停铸大钱，咸丰年间的铸币改革最终失败。

——摘编自王业《试论咸丰朝的币制改革》

材料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时期登记户口的木牍户版仅放在乡一级。秦时期，材质较为轻便的简册户籍取代了户版，乡制作的户籍副本呈报至县，以适应国家强化统治的需要。魏晋之际，户籍开始以纸质代替简册，户籍上移至县廷制作，造好的户籍需要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户部，户部进行查勘核实。这一系列户籍制度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统治集团因应技术进步，强化中央集权所做的不懈努力。秦汉时期，乡级机构编造并掌握了包括户籍在内的一系列基础帐薄，因此就具有了征发赋役、管控民众的基本行政职能。魏晋之际纸筒更替后，这些基础帐簿的编造权逐渐收归到县，帝国的基层统治重心亦随之由乡司上移县廷，中国古代基层统治方式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由此架构了此后1500多年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张荣强《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与户籍制度的演变》

4 . 材料 唐代前期已经有一些比较固定设置的使职，如节度使、采访使等。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实质上也具有使职的特点。安史之乱以前，使职的差派就已经很普遍，受安史之乱的影响，使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职体系才逐渐形成，并最终取代尚书六部成为政务的主要执行者。例如，户部长官不判本司事，只有当他判户部事时，这一差遣官才掌握实权。礼部侍郎不掌贡举，中书舍人知贡举事却成为主考官，而中书舍人的本职即撰拟诏书的工作又可能让尚书郎或者其他官员加知制诰来承担。唐代固定的使职有很多，重要的有翰林学士、户部盐铁度支使三司使和枢密使等。使职体系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和调整，实质上反映了行政体制转换的过程。使职体制的出现，不仅适应了职官制度本身变化的需要，也反映了唐庭内部的权力斗争。

——摘编自刘后滨《安史之乱与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

5 . 材料   甲午战后，清廷进行军事改革，北方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南方有张之洞的自强军。《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裁汰绿营、防勇，精选士兵成立常备、续备等军。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总理练兵事务，各省设督练处。1904年，正式划定军制，1905年，统一全国新军编制为三十六镇；1906年，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统一指挥全国新军。1901年起，清廷在一些城市设立各种军事学堂，同时派大量留学生分赴英、法、德、日等国学习军事。由于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军队成分发生了显著变化，军队的知识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不少新思想在军队内迅速传播。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6 . 材料   户籍制度自古有之，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管理制度，承担多种功能，随经济社会发展而调整变化。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农村居民被登记为农业户口、城市居民登记为非农业户口，从而形成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农村人口极少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户籍制度逐步调整，包括放松“农转非”政策、允许农民“自理口粮户口”在小城镇落户、建立身份证制度、实施流动人口暂住证与居住证管理制度等。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养老、医疗、住房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来，社会政策赋予的权益与人们的户籍身份联系越来越松，国家对城市居民的特殊保护政策越来越少。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惠民强农政策和相应的改革举措，农村户籍的含金量越来越高。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正式启动。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二是创新人口管理模式，三是切实保障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为了推动改革政策落到实处，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建立居住证制度，把原先的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的统一政策。国务院专门制定了《居住证暂行条例》，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使符合条件的人群获得的权益与本地城镇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小。

——摘编自龚维斌《从历史维度看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从思想观念还是制度规定方面来说，住房都被视为城镇居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福利，土地由政府无偿划、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救，职工只需支付为数很少的租金，充分体现了政府对住房居住属性的高度重视1980年我国政府正式宣布将实行住宅商品化政策。1986年，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1994年国务院出台文件明确提出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增长的住房需求针对长期低工政策导致居民购买力有限的现实全国逐步建立了住房公积全制度，较好地实现了住房资金的快速集聚与此同时，着手建立经济适用房制度，截至1997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开工面积达1721万平方米，投资额达186亿。

——摘编自裴凌罡《从民生视角看新中国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变迁》

材料一   起初英国的税收是由包税人收取的。1683年，包税制被取消。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规定：“凡未经议会允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任意征税，超出议会准许的时间或方式皆为非法”。1713年后大多数税都是通过政府雇员征收的。1714年，财政部又发展为财政委员会，负责监督向国库输送收入，从而实现了财政的国有化，建立起了真正的公共财政体系的雏形。

1782年形成了经济改革法案，把原先属于国王私人的财产重新界定为公共财产。1785年，税收管理重组为两个办公室，海关和税收事务委员，前者负责关税，后者管理土地税、财产税和1799年后的所得税。

——摘编自毕竟悦《政制转型与国家税收》

材料二   随着新中国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的确立，国家逐步展开了税收制度的修正与完善工作。

在1952年讨论了中国当时的税制改革问题。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合理调整，简化合并，开辟新税，试办商品流通税在1958年之后，为了适应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和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变化，中国在农村试行了人民公社财政包干办法，进而在部分城市试行了国营企业“税利合一”上缴办法。由于违背了经济规律，这些做法很快以失败告终。在整个税制改革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了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方面改造了农业税，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状况，促进农业的发展。

——摘编自李顺求《中同税制改革的伦理反思》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长时期内，我国采用的是“以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由国家政府部门按照各地发展的社会现实需要，实行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政策。这一就业政策被实践检验是与当时国情相符合的。

198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毕业分配办法，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制度。”大学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有了双向选择的权利。这标志着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进入到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新阶段。之后，国家出台多个文件指导发展“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

——摘编自玉彬《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变迁》等

材料   传统视域里民族政策只是反映政府对民族地区由上而下的管理，较少关注民族需求及上下交互式的政策演变。宋朝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发生了变化，主要缘于溪峒与政府之间物质价值认同的迁移。《宋史》记载：“蛮无他求，唯欲盐尔。”宋真宗中后期，对能够率领溪峒蛮人归投的土酋，“署其首领之名，月给食盐”，这种维系人心的措施与授其土官等羁縻政策相辅相成。从北宋前期“以盐易米”到南宋中后期的“以盐转易多物”，食盐交换成为宋朝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不仅实现了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也反映出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或推行必须先期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双向需求。

——摘编自董春林《以盐制夷：宋代西南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