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北宋开国后不久,到太宗和真宗时期,在各级官僚尤其是中央高级官僚之中,形成了一种守成循默的政治风气,用人极重资历,老成持重者受到重视。最先对北宋此种政治风气提出反时意见的是真宗时期的宰相寇准。他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寇准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信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很敏锐。当他看到胥吏们拿着“例薄”准备任官的时候,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寇准被攻击为“为己思”,不久被罢相。情况到了王安石的时代有了一些变化。人们可以怀疑古代的圣人,可以批评周公,孔子。王安石在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提出根据“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进行“改易更革”。王安石成为同时代人中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2 . 材料最初的史官是巫祝者的兼职，占卜、祭祀、记事，各项职事集于一身，史官往返于神事与人事之间。史官一身多职的状况在秦汉以后慢慢发生了变化，专职的史馆史官始设于曹魏。魏晋时期著作官制确立，修史机构、组织编制、撰注制度均已形成，经过唐太宗的改革，别置史馆于禁中，宰相监修国史，置兼修国史、直馆等史职，另设起居郎、金人记事记言，集注起居，形成完善的史馆修史制度。从汉到唐，私家修史之风极盛，但是，在私家修史之风盛行的同时，国家正式的修史机构也在不断发展，撰修正史的权力逐渐地由民间转入官府，最后完全由官府所垄断。

——刘元德《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

材料   下面是我国建国后户籍制度的发展变化表。

                                          —— 摘编自陈文群《建国后户籍制度的变迁状况》

4 . 材料隋初粮食储备为三元结构，即中央政府储备、地方政府储备和民间储备相结合。民间储备的主体是义仓，“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义仓具有自治色彩，是典型的民间储备。但开皇十五年以后，义仓渐被纳入官仓系统。隋朝仓储充盈，号称够用五六十年，但真的发生自然灾害时，竟造成了人吃人的惨剧，原因是“吏皆惧法，莫肯赈救”。按照隋朝制度，地方官开仓赈给，“须待诏敕，不可擅与”。因此可以说， 是隋朝仓库管理制度放大了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危机，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代逐渐以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作为全国粮食储备主体。安史之乱发生后，地方被“叛军”控制，粮食紧缺，中央在战争中接连失利。

鉴于上述问题，南宋创办了以民间力量主导，具有互助性质的备荒仓储——社仓。 回归三元结构，并为后代所继承。

——摘编自叶炜《隋唐时期的粮食储备政策》

材料   南朝梁武帝时，选举制度发生极大变化。自梁建国之初武帝天监元年（502）至敬帝太平二年（557）梁亡国，56年间无中正之官，亦无中正定品之制。他用州重（州望）郡崇（郡宗）乡豪代替大小中正，用“无复膏梁寒素之隔”代替了门选，用“不通一经，不得为官”代替了二品系资。梁武帝时学校有所发展，建有国学，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有学生数百。国学馆学生，不限贵贱，“皆引寒门隽才，不限人数”。梁时出现了“甲科”之名，只要考得好，就是“牛监羊肆，寒品后门”，都要“随才试吏”，这是隋唐科举制度的萌芽。

——摘编自张岂之等《中国历史》

材料   在清朝之前，历代封建王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自清朝建立以来，其立储制度不断变化。康熙末期，储位空悬，各皇子之间相互倾轧，互相提防构陷。王公贵族、朝中大臣、八旗军士等众人皆参与到皇子党争中，经过激烈的争夺，皇四子胤禛登基为帝，是为雍正帝。雍正帝在继位不久，立储问题便被提上日程，雍正帝总结历代经验教训，改革皇位继承制度，确立秘密立储制，并且将其制度化。具体方法是：由皇帝亲书立储谕旨一式两份，一份密封在锦匣内，安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另一份皇帝自己保存。待皇帝驾崩时，由御前大臣将两份遗旨取出，共同拆封，对证无误后当众宣布由谁继位。秘密立储制度，对于清朝皇位的和平更替，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浅议雍正朝秘密立储制度》

材料   传统视域里民族政策只是反映政府对民族地区由上而下的管理，较少关注民族需求及上下交互式的政策演变。宋朝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发生了变化，主要缘于溪峒与政府之间物质价值认同的迁移。《宋史》记载：“蛮无他求，唯欲盐尔。”宋真宗中后期，对能够率领溪峒蛮人归投的土酋，“署其首领之名，月给食盐”，这种维系人心的措施与授其土官等羁縻政策相辅相成。从北宋前期“以盐易米”到南宋中后期的“以盐转易多物”，食盐交换成为宋朝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不仅实现了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也反映出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或推行必须先期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双向需求。

——摘编自董春林《以盐制夷：宋代西南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管窥》

材料：法国中等教育机构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校，属于精英教育机构。1802年拿破仑建立国立中学，国立中学注册费用高达1000法郎，相当于一个技工一年的收入，招收对象有一定的智力和文化背景的要求。国立学校由政府直接管制，政府不但给就读的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还承诺给学生美好的职业。进入20世纪，法国教育取得许多突破：1930年实施中等教育免费化；1936年，法国将义务教育的年限由1882年的13岁延至14岁，1959年则改为16岁。1975年哈比教育改革以后，统一中学建立，所有的青少年都能接受统一的普通中等教育。与此同时，统一中学普及化后，学校面临管理同一班级学生不同教育背景、学习近平的问题，不同地域中学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

——摘编自下翠《法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

材料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权，迫使中国匆匆迈入到近代，这种被动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断裂，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严重脱节。1902年，两湖总督张之洞以兼办通商大臣身份，与各国修订商约。在此期间，英、日、美、葡四国提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以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清政府随后下诏：“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开启了清末司法改革，以顺应形势变化，挽救权利危机。但在引进西方法律原则、制度的过程中，遭到传统礼教派的强烈反对，清廷秉持“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的修律宗旨，在移植和妥协中，艰难推进。

——改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史》

10 . 材料   西汉初年实行约法省刑政策，汉武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化，法网渐趋繁密。汉武帝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以《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就是将《春秋》经义所体现出的封建伦理道德运用于司法审判中……将其作为判决案件的根据，如提倡父子相隐。判决案件要讲究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论心定罪，如犯罪者不是出于主观目的，就可以按“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原则不予追究。善恶的标准完全掌握在断狱官的手中，这样断狱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